传统翻译研究往往注重语言层面的转换的分析,几乎忽略了文化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翻译的最终目的被认为是实现原著与译著百分百的对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的重点转向从文化层面考察翻译。翻译文化研究学派认为,翻译不再只是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行为,更是两种文化进行交流的过程。作为文化研究学派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操纵理论。他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而改写就是对文本的操纵。翻译过程受到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是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的影响。而由于文化存在差异,翻译偏离不可避免。本文将翻译偏离分为有意偏离和无意偏离两种。与文化差异造成的无意偏离不同,有意偏离是译者受各种因素影响有目的地对译名经行选择的结果。儒学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论语》是儒家《十三经》之一记录着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其中的思想已潜移默化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论语》在中国有着重要的社会地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所以早在17世纪已有学者将其翻译而流传于欧洲。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众多译本对原著再现的方式各不相同。本文选取了《论语》的三个英译本,分别是理雅各译本(1861),辜鸿铭译本(1898),以及阿瑟·韦利译本(1938),并从操纵理论的角度探讨了有意偏离的原因。本文选取了《论语》三个英译本中翻译偏离的例子,并从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引起更多译者在翻译中对文化因素的重视,再现中国典籍中独有的文化特性,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