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已有的研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之所以能够在经济转型和增长方面创造出“中国奇迹”，是由于分权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分权改革自身并不一定产生出“趋好的竞争”，“中国奇迹”的取得是对外开放与分权改革形成良性互动的结果。但是对外开放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分权改革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因而调整分权改革政策，重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延续“中国奇迹”的必然举措。
　　关键词：中国奇迹；对外开放；分权改革；经济转型；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6）-0001-09
　　
　　一、引言：分权的悖论
　　
　　自1978年以来，中国在从传统的以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基于多元产权制度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创造了“中国奇迹”^［1,4］。为什么中国能够在经济转型和增长方面创造“中国奇迹”？杨瑞龙、杨瑞龙和杨其静注意到，在中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5-6］。Qian and Weingast进一步指出地方政府的激励来自于分权改革，并提出了“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来从更一般的层面上分析分权化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7］。这带动了后来的一系列关于分权改革、地方政府激励和经济转型、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①相应地，分权理论也成为转型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认为，时至今日，虽然分权理论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如王永钦等（2007）系统地总结了分权改革的收益（对地方政府的正面激励）和成本（地方政府的行为对社会目标的负面影响）^［9］；杨其静和聂辉华（2008）对“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的理论框架的内在缺陷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并且提出了可以改进现有研究的一些思路^［10］。但是作为一个解释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的理论框架，分权理论并没有对分权改革为什么能够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产生出“趋好的竞争”这一问题做出真正的回答，因而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增长能够创造“中国奇迹”。在这方面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分权的悖论。事实上，由于传统的以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采取高度集中的全面直接的指令性计划管理方式，其社会经济活动具有高度集权的特点，因而对这种体制的改革就必然要扩大经济中的横向联系，减少纵向联系，所以分权改革并不是在中国改
　　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前，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尤其是在匈牙利（1968-1989）、波兰（1981-1989）、苏联（1985-1988）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分权改革都曾经被广泛推行。那么，为什么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分权改革都失败了，而唯独中国的分权改革取得了成功？
　　Blanchard和Shleifer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对比提供了一种解释，认为分权改革的成功有赖于中央政府政治集权能力^［11］。中央政府的政治集权能力越强，对地方政府的奖励或者惩罚就越有力度和实现能力，越能促进地方政府按照中央政府的意愿去发展经济。因此与俄罗斯等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所进行的分权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中央政府一向较强。①但是中国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已经尝试过分权改革，为什么当时的分权改革没有成功反而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分权改革取得了成功呢？要知道，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集权能力要比改革开放后强得多。
　　周黎安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认为中国在分权改革的同时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府治理模式——以GDP为核心指标的“晋升锦标赛”，将关心仕途的地方政府官员置于强力的激励之下，正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创造了“中国奇迹”^［12］。由于在一种严格的中央计划体制下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围绕着经济增长的行政竞争，因而在改革开放前的分权改革不会取得成功。当然，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分权改革也就不会成功。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这种“晋升锦标赛”说到底是一套中央政府为实现与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所设计的一套激励机制，其实质是按照参赛人的竞争结果的相对位次来评价竞争的胜负，并给予相应的奖励或者惩罚。虽然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以GDP为核心指标的“晋升锦标赛”，但却广泛存在着“争标兵”、“评先进”等类型的以能否超额完成计划以及超额完成计划的程度为核心指标的锦标赛竞争。那么，为什么为增长而竞争的“晋升锦标赛”能够较好地实现中央政府的目的，而其他诸如为完成经济计划而展开的锦标赛竞争却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呢？显然，为增长而竞争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背后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认为，中国在1978年以后所进行的分权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原因在于中国同时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因而“中国奇迹”的取得是对外开放政策与分权改革良性互动所产生的效果。在下面的第二部分，我们将对周黎安所提出来的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博弈模型加以改进，加入我们所要考察的对外开放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产生的影响^［13］。我们认为，对外开放能够改善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分权改革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正是对外开放与分权改革的互动，在不削弱“晋升锦标赛”强激励的同时实现了地方政府官员自身利益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相容。在第三部分，我们将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在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增长方面的作用，指出正是对外开放为分权改革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运作空间，把地方政府间竞争引入到一个更为健康的发展轨道之中，使中国经济逐渐走出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创造出了“中国奇迹”。第四部分将对全文作出总结，进而指出对外开放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分权改革所造成的地区分割问题，只有重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从全局的角度统筹各区域的发展，才能够从地区竞争走向地区合作、从地区分割走向区域整合进而实现社会整合，实现社会的全
　　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理论分析：一个改进后的锦标赛竞争模型
　　
　　总的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50-90年代初经历了三次比较明显的“改革浪潮”：50年代到60年代的第一次改革浪潮；60年代到70年代的第二次改革浪潮；在经历了70年代的“改革低谷”后，80年代掀起了第三次改革浪潮^［14］。这三次改革浪潮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首先，改革的起因往往都是由于过度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了困境，因而每次改革都是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其次，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经济活动具有高度集权的特点，因而对这种体制的改革就必然要扩大经济中的横向联系，减少纵向联系，因而分权改革构成了这三次改革浪潮的最主要内容。再次，每次改革都带来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其结果是，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采取集权、控制的方式，使经济体制再次向计划经济体制回归，直到再次遇到困境发起新一轮的改革，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都呈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周期性波动状况，形成了改革的政治经济周期。
　　三次改革浪潮的失败原因在于，分权改革虽然通过向地方政府放权给予其提高本地区社会经济产出效率的动力，但是却又引发了各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宁肯采取“大而全”式的发展战略也不愿意进行合作，这种乱投资的行为带来了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最终引致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和失控。对此，周黎安建立了一个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模型来揭示为什么分权改革后地方政府之间总是倾向于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的方式而不是彼此之间展开合作。这一模型很具有启发性，但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之加以改进：
　　第一，周黎安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虽然其结论颇具有一般性，但是模型中变量的设定却没有考虑到分权改革在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性，因而过于强调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攀比恶性竞争的消极后果，未能对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逐渐产生“趋好的竞争”现象给出比较严谨的解释。事实上周黎安所强调的以GDP为核心指标的“晋升锦标赛”只是锦标赛竞争的一种方式，而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还存在着其他形式的锦标赛竞争方式，只不过评价标准和奖惩措施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将建立一个更为一般的锦标赛竞争模型来分析分权改革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并着重解决为什么只有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分权改革能够产生“趋好的竞争”这一问题。
　　第二，周黎安假定不同地区之间地方政府官员努力程度的外部效应（也可称为“溢出效应”）是相同的，这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即使是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的平行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程度也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并且这样的差异对处于政治晋升锦标赛制下的地方官员的决策和努力行为来说具有实质性的影响。比如，浙江省的两个平级地方政府金华市和宁波市之间的经济决策的对双方的影响就存在显著差异，除了趋同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之外，二者经济发展现实中的禀赋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是处于晋升锦标赛制下的地方官员一定不会忽略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ri(i=1,2)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周黎安的晋升博弈模型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之中运作的，即地方政府面临的选择只能是与其竞争对手合作达到“双赢”或采取“冷酷战略”不择手段地进行恶性竞争或者“让利竞赛”。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步子的迈向前进，这样的封闭环境显然已经无法很好地解释现实。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招商引资、做大加工贸易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对该模型的改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虑了地方经济的对外开放，把分权改革下地方官员之间的锦标赛竞争置于一个开放的背景下，通过引入变量λi(i=1,2)来解释为什么在国内不断上演形形色色的“大战”却可以跟国际市场实现良性互动。这也是本文所要阐释的关键问题，我们认为，正是把分权改革和地方竞争放在了对外开放的环境之中，才出现了中国经济的自觉、持续、快速的市场化和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对外开放是化解我们在本文中第一部分所提出的关于分权改革的悖论的关键。
　　我们假设有两个相邻的平级地方政府①，官员1和官员2分别是两地政府首脑，他们处于同一上级的考核之下，由于所有的分权改革都是以提高经济效率为目的的，因而对他们进行考核的依据是当地的经济绩效yi(i=1,2)，绩效较高的政府官员将获得中央政府的青睐。
　　地方官员1的努力与其所在地区经济绩效的关系可以表示为其绩效函数：
　　y1=a1+λ1b1+r2a2+e1
　　其中a1代表地方官员1对对内经济事务（如促进本地区的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企的经济效益等）的努力程度，b1表示地方官员1对对外事务（如改善投资环境，招商引资等）的努力程度。政绩函数表明，官员1的政绩y1除取决于他自己的努力程度a1和b1外，还与竞争对手官员2的努力程度a2及其产生的外部效应r2①有关。λ1表示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即市场开放程度。为简化问题起见，假定0≤λ1≤1,λ1=0表示地区1完全封闭，与国外市场无联系；λ1=1表示地区1市场完全开放。“努力”包括选择各种政策、采取各种行动来最大化自己的政绩。假定上级政府能够观察到经济绩效y1，但无法观察到地方官员1的努力程度，官员1的努力程度a1和b1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样，上级政府所能采用的激励机制将只能基于可观察的经济绩效。
　　相应地，地方官员2的绩效函数对称地表示为：
　　y2=a2+λ2b2+r1a1+e2
　　式中e1和e2是外生随机变量，e1和e2相互独立，我们假定(e2-e1)服从一个期望值为0、独立同分布的对称分布F(x)，其密度函数为f(x)。另外，我们定义C1(a1,b1)和C2(a2,b2)分别为官员1和官员2努力发展本地经济所付出的成本，并且C1(a1,b1)和C2(a2,b2)分别是其对内和对外努力程度的增函数②。由于经济绩效yi(i=1,2)与Ci(ai,bi)正相关，所以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亦与经济绩效yi(i=1,2)正相关。③
　　假定锦标赛竞争的规则是：如果地区1的经济绩效超过地区2，即y1>y2，那么，官员1将得到足够的奖励④，获得V的效用；官员2则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鼓励，获得v的效用，其中V>v⑤。地方官员的目标是胜出的概率最大化。
　　地方官员1胜出竞争的概率为：
　　以上式子说明地方官员自身的努力（无论是对内经济事务还是对外经济事务的努力）都会使他自己在锦标赛竞争中胜出的概率增大，而竞争对手的努力则会相应地降低其胜出的概率。
　　设官员1的效用函数为U1(a1,b1)，则官员1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E［U1(a1,b1)］=VF(·)+v［1-f(·)］-C1(a1,b1)
　　同理，官员2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E［U2(a2,b2)］=V［1-F(·)］+vF(·)-C2(a2,b2)
　　对效用函数求偏导，分别得到官员1和官员2实现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⑥
　　相应的，官员2取得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一阶条件）是：
　　为了理解（1）、（2）、（3）、（4）式所隐含的福利含义，我们构建一个社会福利最大化函数与之相比较。在社会最优安排下，官员1、2将分别选择(a1,b1)、(a2,b2)使得社会剩余期望值最大化。记社会剩余函数为W=W(a1,b1,a2,b2)，则
　　W=W(a1,b1,a2,b2)=max{［a1+λ1b1+r2a2-C1(a1,b1)］+［a2+λ2b2+r1a1-C2(a2,b2)］}
　　显然，社会剩余实现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
　　我们对以上模型的分析将建立在对锦标赛竞争条件下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为选择的比较上。我们认为，对外开放因素的注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使分权改革带来了“趋好的竞争”。
　　首先，如果不进行对外开放，在一个封闭环境下的分权改革会引致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进而形成改革的政治经济周期。在上述模型中，令λi(i=1,2)，即是封闭环境下地方官员之间的锦标赛竞争。此时，从（1）式和（3）式（二者实质上是对称的）我们发现，在锦标赛竞争条件下，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与与其努力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即ri(i=1,2)负相关，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地区的官员发展经济的努力对其他地区也有积极（或消极）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的存在会削弱（或强化）对该官员努力工作的激励。而从（5）式和（7）式可以看到，在社会剩余最大化的情况下，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与其努力所产生的外部效应是正相关的：正的外部效用越大，官员努力的社会边际收益越大，所受到的激励也越大；相反，负外部效应的存在要求地方官员降低努力程度，即要求其尽力避免能产生负外部效应的决策和行动①。
　　可见，在封闭环境中下的锦标赛竞争中，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是与社会福利最大化要求相背离的，这一点通过比较（1）式和（5）式［或者（3）式和（7）式］也可以看到。其原因就在于，在封闭条件下的锦标赛竞争中，竞争对手效用的提高相当于官员自身效用的降低，其谋求的是相对效用的最大化，此时对竞争对手越有利的事情对地方官员的激励越小，对竞争对手越不利的事情对地方官员的激励越大。也就是说，此时地方官员会尽量内化自己的正外部效应，而放任负外部效应的发生，将对竞争对手有利的外部效应当作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来加以避免。而这恰恰是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对官员努力程度的要求是相悖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会对一些明明是“双赢”的合作机会反应冷淡，而对那些可以在提高自己的政绩位次同时降低竞争对手位次的恶性竞争和“让利竞赛”等情有独钟②。在地方保护主义情结下，地方政府之间不愿意进行合作，因而都追求“大而全”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必然会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会引发混乱和失控，造成更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这种现象只有在中央政府重新集权，通过国家计划协调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才能得到遏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早期的经济改革一直呈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周期性波动状况。
　　其次，分权改革所带来的诸如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等问题会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而有所缓解，对外开放有利于打破改革的政治经济周期。当我们在模型中考虑到对外开放的因素后，分别比较（2）、（6）和（4）、（8）不难发现，地方对外开放程度λi(i=1,2)在锦标赛竞争条件下和在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下对地方官员的激励是一致的，都是λi(i=1,2)越大对地方官员的激励越大。在封闭条件下的锦标赛竞争中地方官员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此时的地方官员为了提高经济绩效yi(i=1,2)而付出的具有“溢出效应”的努力ai(i=1,2)却与其本身竞争胜出的概率呈现一种负相关的关系，虽然这样的努力能够带来社会总体福利的增加，所以地方官员为了确保不改变自己与竞争对手的相对位次，宁可牺牲社会总体福利来达到胜出的目的。但是随着经济环境从封闭走向开放，地方政府官员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其在对外经济事务方面的努力bi(i=1,2)不仅能够增大上级政府考察的yi(i=1,2)，而且也能增加社会总体福利。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关官员的个人目标与该地区的社会福利是一致的。因此，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在强化了对地方政府官员激励的同时也优化了地方的竞争行为，这有助于缓解和改善分权改革所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与中国在1978年以后的分权改革能够如此不同，带来了“趋好的竞争”。
　　
　　三、进一步的讨论：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增长
　　
　　从第二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分权改革虽然可以创造一种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激励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产效率，但是这种锦标赛竞争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后果，地方政府为了在锦标赛竞争中胜出不惜“以邻为壑”，这导致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这种情况是与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相背离的。因而仅凭分权改革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改进也是有限度的。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前苏联、东欧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曾经三次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都因为产生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而形成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治—乱”循环，始终没有走出改革的政治经济周期，最终放弃了社会主义，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走上了激进式经济转型之路。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分别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70年代所进行得两次分权改革，也都因为导致“诸侯经济”的出现，社会经济生活混乱而宣告失败，事实上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依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治—乱”循环。
　　我们的研究提升了对外开放在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增长方面的作用。我们认为，正是因为1978年以后所进行的对外开放实现了分权改革后地方政府目标与社会福利目标的激励相容。虽然对外开放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所引发的一系列消极后果，尤其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中的市场分割问题。但是它改变了原来地区经济发展所面对的封闭环境，为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因而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因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所引发的经济混乱。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考虑进对外开放因素（即地方政府努力推进的开放地方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招商引资等等）之后，地方政府的行为，至少是对外部经济事务的努力，这是与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相容的。积极招商引资，改善投资环境，推进本地区的对外开放，促进本地区的市场化，既可以为地方政府带来丰厚的税基，又可以提升本地区的整体福利状态。可见，在对外开放与分权改革的互动作用下，中国地方的经济发展比以前更健康了。这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随着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经济逐渐走出了改革的政治经济周期，没有出现明显的由分权改革引发的“治—乱”循环。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分权改革与对外开放的互动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有效的强激励来推动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增长，但正是对外开放使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增长成为可能。首先，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的经济转型进程。在原来封闭的发展环境下，中央政府的分权改革效果之所以不尽如人意，是因为对与地方政府来说，由于各地区的社会经济产出是由国有企业创造的，因此为了实现本地区社会经济产出的进一步增长，地方政府只能执行利改税、拨改贷以及企业承包制等措施来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而随着对外开放的实行，发展环境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三资企业”的出现使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产出不再仅仅来源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国有企业，这让各地区的地方政府都看到了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的活力。与发展国有企业相比，发展非国有经济使地方政府可以在不增加任何生产资源的投入的情况下达到更高的社会经济产出水平。于是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走在对外开放前沿的沿海地区大力发展“三资企业”，一时无法与世界市场接轨的其他地区则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这带来了全国范围内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迅猛发展，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国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随着非国有经济经济部门的迅速成长，它们提供的社会经济产出份额占全地区社会经济产出的部分日益扩大，各地区社会经济产出的增长不再依赖于国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对地方政府来说，需要不断投入大量生产资源但却难以实现产出增长的国有企业日益成为本地区社会经济产出进一步增长的障碍，因此地方政府希望能够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国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这样在地方政府的要求和支持下，中央政府从1992年开始正式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另一方面开始实行股份制，从存量上对国有经济部门进行改组。从而形成了以国有制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使中国经济转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次，对外开放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如前文所述，分权改革所带来的生产效率之所以有限，是因为在锦标赛竞争下地方政府之间为了保持或者超越竞争对手的政绩不愿意进行合作，大搞“大而全”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必然导致各地区生产结构趋同，不利于各地区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而为了实现对外开放，各地方政府则必须充分挖掘自身在自然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这在全国层面上促进了各地区生产结构的差异化，有利于中国经济走出重复建设的怪圈。当然，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正适逢因西方发达国家金融革命和信息革命不断加速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产业分工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整合，中国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实现了与世界市场的良性互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并不是简单的产业搬家，产业转移的依托是产业分解和产业融合，即发达国家通常是将产业链进行分解，然后采取直接投资、生产外包、设备供应等形式把一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实现国际间的生产分工和资源配置^［16］。因而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中国就成为承接这些产业转移的理想地区。正因为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加工制造业技术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和扩散，我国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通过承接西方国家的直接投资、生产外包订单以及设备供应等形式，迅速提高了生产能力，从而带动了经济增长。
　　可见，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转型和增长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实际上是分权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相互配合的结果。虽然分权改革促进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但正是对外开放为分权改革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运作空间，把地方政府间竞争引入到一个更为健康的发展轨道之中，使中国经济逐渐走出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创造出了“中国奇迹”。
　　在这里还应当说明的是，对外开放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也曾经受到高度重视，1986年9月，前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对外经济联系的管理措施的规定》和《关于完善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与技术合作的管理措施的决定》两项决议，规定一些企业可以直接对外联系，同时鼓励引进外资、兴办合资企业。1987年1月，前苏联部长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在苏联境内建立由苏联组织和资本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参加的合资企业及其活动的制度的决定》，不仅和原社会主义国家合资办企业，而且还积极开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办合资企业。因此，实行对外开放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而且总的来看，苏联在引进外资和技术方面与中国相比，引进的数量更多、引进的规模更大^［17］。但是由于前苏联的对外开放并不是在地区层面上进行的，而是交由国家授权的20个部和70个大企业执行，未被授权从事对外经济活动的部、委和企业的一切对外经济联系都只能通过对外贸易部所属专业总公司开展进出口活动，因此对外开放并没有改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没有与分权改革形成良性互动。这也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总结性评论
　　
　　从传统的以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基于多元产权制度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原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后期所面临的共同任务。然而相似的转型任务却在中国和前苏东国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应当如何从理论上来对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绩效差异加以解释，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形成了转型经济学的早期研究范式，即仅仅在抽象的意义上理解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的前提假定下，通过对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型方式和路径的比较，肯定中国所采取的渐进式转型道路，并检讨苏联、东欧国家的激进式转型道路。转型经济学早期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遇到了挑战。由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开始复苏，并且在进入到21世纪以来逐渐呈出较为强劲的增长态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不能简单地把经济绩效的差异归结为经济转型方式的不同。因此一些学者开始试图超越“激进”与“渐进”孰优孰劣的争论，而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引发了转型经济学的一场范式变革，那就是注意到了政府在经济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分权改革、政府治理和经济转型、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我们的研究认为，目前基于分权改革和地方竞争视角的分析虽然较好解释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但却没有发现造成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绩效差异的根本原因，也没能指出中国在20世纪八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分权改革的根本区别，因而也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分权改革能够产生“趋好的竞争”，创造出“中国奇迹”。为了化解目前理论界所存在的分权的悖论，更好地解释“中国奇迹”，我们在本文中特别关注对外开放对分权改革和地方竞争产生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对外开放和分权改革的良性互动对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我们发现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在强化了对地方政府官员激励的同时也优化了地方的竞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和改善了分权改革所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两大“顽疾”，从而走出改革的政治经济周期。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为了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地方政府开始注意发挥本地区的比较优势，从而走出原来的低水平竞争，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正是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开始注意到非国有经济的活力，从而主动调整所有制结构，推动了中国的经济转型。分权改革和对外开放，就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两翼”，两者相互配合，使中国在进行体制转变的同时实现了经济的崛起，创造了“中国奇迹”。
　　当然，虽然对外开放为分权改革打开了运作空间，使中国走出了改革的政治经济周期，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使中国发挥出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从而融入到世界市场当中，但是由于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依然缺乏深入的合作，因而对外开放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分权改革所带来的地区分割现象，这就突出地表现在：
　　第一，各地区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因受到自身区位状况的限制而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具有地缘优势，因而可以在较深层次上融入世界市场，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而西部地区则大多难以直接利用世界市场上的各种有利条件来带动自身的发展。
　　第二，能够融入世界市场的各地区大多是以相似的方式，尤其是通过发挥自身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融入世界市场的，所不同的仅仅是在其他配套政策优惠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使各地区之间的发展模式严重趋同，虽然在产业选择上存在着差异，但大多处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下游。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竞争而非合作，这使得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实现通过对外开放来实现技术升级、推进工业化进程。
　　第三，虽然各个地区都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和领域，从而形成了全国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但大多没有在这一过程中同步推进对内开放，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依然较低。从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来看，中国各地区之间依然是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增长很快但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
　　面对这些问题和矛盾，我们需要反思和调整的不是对外开放政策，而是分权改革政策。因为正是分权改革加剧了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时至今日，在各地方政府具有较大独立性的情况下，既不利于从宏观上加以统筹，从而深化经济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也不利于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从而建设和谐社会。面对新的情况，我们需要对分权政策做出调整，全面统筹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地区间的竞争为合作，加强地区间的横向经济联系，在全社会范围内优化产业布局，实现各地区协调发展。只有及时进行政府转型，重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使各地区能够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实现对内开放，从地区竞争走向地区合作，从地区分割走向区域整合进而实现社会整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和发展之路。
　　还应当说明的是，虽然我们的分析同样强调在经济转型的下一阶段，政府转型、政府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应当注意的是，如同建立市场经济不是经济转型的全部一样，政府转型也不是经济转型的全部。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经济转型进入到深化与完善阶段之后，为了建构起能够支撑其长期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应该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统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在这方面不应当忽略的是社会的作用。一方面正如波兰尼（K.Polany)对经济史的研究所表明的，市场是根植于社会之中的，它不能够“脱嵌”于社会而孤立地存在的^［18］。另一方面，只有使政府的决策受到社会的监督和制约才能够最终实现“善治”。更为重要的是，一个运作良好的社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替代政府来提供市场运行所需要的各种公共产品，尤其是提供秩序。因此在经济转型的过程实际上涉及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重建过程。只有同时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之在互惠共生的基础上实现耦合，才能够建立起支撑一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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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校对：李斌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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