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以人为本”的科学观发展要求我们在行政法领域以人本法律观为指导,树立有限政府理念,构建服务政府核心,突出责任政府形象,实现行政法治。强调控制权力,促使行政权力保持足够的理性、节制和谨慎,是尊重和保障人的生命权、人身自由、财产权、思想及表达自由、宗教信仰等基本人权的重要前提,这在一个层面上体现了现代行政法治的深刻内涵;在另一层面上,现代行政法治则需要政府拥有足够的热情和相当的能力,致力于改善人们的就业、受教育、劳动、收入和生活质量,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增长以及人权的不断发展而努力。我国现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存在许多立法不到位的法律空白领域,如果还信奉“法不规定即无权力”或者说“没有法律便无行政”,行政将变得无所作为,行政领域的法治将变得狭隘和不完整,而合理行政的意义正好凸现于此。事实上行政与法的关系不断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从审查行政行为在形式上是否符合法律到审查其实质上是否合法合理,这也正是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当下行政法发展的共同趋势。不仅如此,随着当代行政表现出的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的趋势,以行政合理性原则为基础的“合理性”控制已成为对行政权最高层次和最重要的控制方式。合理性控制,不仅表现在规则设定阶段的控制即“规则性控制”,而且也表现在行为实施阶段的控制即“过程性控制”,同时还表现在“补救性控制”以及其它控制方式上,成为一种适应现代行政法治和行政活动发展的法律控权方式中最为基础的控制形态。除此之外,行政合理性原则还应该是行政法规范本身的一个价值性要素,只有当行政法规范本身具有合理性时,才会被人们信守和遵从。而在我国包括行政法在内的整个现存法律制度,主要是继受西方而非从我国固有的文化历史传统中内生的,因而常常与我们的文化价值观相悖离。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社会的法治化探索过程中和法制建设实践中,规避、抵制甚至破坏法律的现象就显得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此时,如果仅靠形式意义上的“合法”行政则易演化为虽假“法”之名而实属另一意义上的“行政滥权”与“行政无序”,那样“虽形具而质不存”。基于此,在我国行政法治化进程中,高扬行政合理性之价值意义,彻底纠正机械的“法律工具主义”之流弊,应是中国建构法治文明的当务之急。我国虽然已将合理性原则作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该原则的发展仍存在许多困境。首先是合理性原则的法律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自该原则提出伊始,似乎便被简单地赋予了与合法性原则分工的角色,一般认为:合法性原则解决行政合法非法问题,合理性原则解决行政是否适当问题。在二者的法律地位上,前者被认为是主要原则,后者被视为是合法性原则的补充。其次,合理性原则的丰富内涵难以完全体现在相关法律当中,导致在实际的操作中合理性原则不易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作为源头的行政立法缺乏合理性原则的有效规制,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立法权限划分不明确、不科学,造成行政立法主体过多行政立法水平高低不等,严重影响了我国行政立法的质量;二是行政立法体制对各立法主体的立法活动监督乏力,存在着越权立法和滥用职权立法现象;三是行政立法内容相互冲突,直接违背了法律体系内在的效力等级原则,进而破坏了法制统一,更为严重的是它直接造成司法实践中使用法律的混乱;四是对行政立法程序重视不够,行政立法活动透明度不足,缺少给人民群众提供直接参与的机会和条件。事实上,行政立法方面应当讲求一个“善法”观念,该观念支持行政立法行为不断寻求行政领域的制度文明,而规范合理性则是行政法律制度文明的最低标准或最起码的要求。本文正是基于此对我国的行政合理性问题展开研究,全篇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行政合理性的基本理论进行概述。首先在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概念进行溯源考察的基础上,对它的涵义展开了比较研究。然后深入挖掘了行政合理性原则确立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第二部分主要是对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之现状与困境的反思。首先对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与发展进行了理论与制度考察,然后探讨了行政合理性原则在我国理论研究上以及法律实践中的现实困境。第三部分是在对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要对行政合理性原则进行地位重构、内涵重塑,指出行政合理性原则应成为当代行政法的法理基础,并分析了行政合理性原则之“合理”衡定标准的新视角,厘清了行政合理性原则的适用范围、性质与效力。最后针对未来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走向和命运,提出需要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即行政立法的合理性问题、法院合理性审查的适度性问题以及对不合理行政的处理依据及司法变更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