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严峻的信访问题成为近十多年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当今中国简直可以称为“信访中国”。尽管近年来随着信访法治化改革的推进,信访问题有所缓解,但成效有限,信访的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既有研究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视角出发,提出不少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和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但整体来看,相关研究多以信访维权作为切入点,更多关注乡村政治内的农民上访问题,而对基层政府的治理缺乏足够的回应,也少有考察一般城市地区的信访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以一个普通三线城市的街道社区作为田野对象,立足于该街道的信访治理实践,试图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出发,描述该街办的各类信访治理行动,并力图揭示治理背后的行动逻辑。文章首先展示常街信访的日常运作图景,考察了常街接访人员、信访流程、及其信访结案方式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回到政府治理的视角,既从整体上描述常街信访治理的实践情况,又结合细微的个案考察,通过三起典型案例的分析,清晰展现了街办在治理信访案件过程中的主要动机及其行动策略。进而,文章通过类型化的分析,将治理行动分为四种类型,即“谈判型”治理、“调解型”治理、“依法型”治理和“强制型”治理。需指出,常街的信访治理常常是结合多类治理方式以共同治理同一起案件。但每一类治理方式的行动逻辑有所不同。透过四种类型的治理行动发现,常街信访治理整体上遵循和谐治理为主、强制性治理为辅,积极“作为”为主、理性“不作为”为辅的行动逻辑。同时,常街信访治理效果并不总是很理想,时常出现“终而不结”的现象,由此导致之前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经进一步考察发现,常街在治理过程中面临着“非正常上访”现象突出、信访人诉访不分情况严重、信访治理成本高及信访程序“终而不结”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结合当下开展的信访法治化改革,指出当前改革的一些局限与不足,并建议从构建回应型信访治理模式、改善压力型考评机制、建立信访司法调解确认制度和引入社会第三方力量等具体内容入手,促进信访法治化改革的落实与完善,从而实现基层信访的良性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