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钱谷融提出“文学是人学”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想,对中国现代文艺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意义。但是由于当时特殊时代环境的影响,“文学是人学”的发展几经沉浮。本文试图通过对导致其理论沉浮变化的社会政治背景的整体考察,旨在对钱谷融“文学是人学”思想的价值及当代意义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第一章主要介绍钱谷融“文学是人学”理论的提出及理论内涵。本章通过探析钱谷融“文学是人学”理论的提出始末,从关于文学的任务、关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关于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关于各种创作方法的区别,关于人的典型性与阶级性五个方面论述钱谷融“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内涵,阐释“文学是人学”观点对我国古代传统思想及近现代学术资源中人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第二章主要探索钱谷融“文学是人学”理论的沉寂。《论“文学是人学”》的产生及其沉浮与中国文学所处的整体社会氛围密不可分,本章通过追溯文艺界反右运动扩大化,八届十中全会对文艺的否定与控制和文化大革命等社会背景,阐发由于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学界对钱谷融“文学是人学”思想的猛烈批判,并从文学界对该命题学理逻辑、生态文艺角度的质疑及理论提出者的争论,体现了钱谷融“文学是人学”思想在当代中国文艺史上经历的坎坷历程。第三章主要探讨钱谷融“文学是人学”理论的复苏。“双百方针”的提出为《论“文学是人学”》提供了适宜的政治气候,在文艺政策的“调整”与“纠偏”和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与作协第四次会议的影响下,“文学是人学”的命题重提并再度高扬,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界、文艺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并通过巴人对“人情”的呼唤,王淑明的“人情论”以及蒋孔阳的“第三种文艺论”等同时代作家人学思想上的觉醒展现对钱谷融“文学是人学”理论的呼应与声援。第四章主要阐释钱谷融“文学是人学”理论的价值与影响。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关于“人的文学”的历史脉络中,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理论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价值,启发了后世的文学创作,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针对文学终结论表明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命题不仅不会过时,并且在当代还将具有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