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证券市场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监管政策日趋完善,但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市场仍不成熟,具有政策市的特点,投资者的投资知识仍匮乏,跟风入场等“羊群效应”显著存在,加上近年来国内国外经济环境多变,2015年股灾、“三去一降”经济政策、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等都深刻影响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走势。本文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股票收益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切入,分析何种特征公司更容易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影响。本文的研究对监管部分和政策制定者可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本文选取我国封闭式基金折价率、消费者信心指数、新增开户数、换手率的月度数据,参照之前学者的研究方法,运用两次主成分分析法筛选出最能反映投资者情绪的四个代理指标,最后将得到的综合指标与宏观经济变量回归,提取残差作为构建好的投资者情绪指标。在此基础上,选取综合A股市场月度回报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A股个股月度回报率等指标,从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两个维度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与股票回报率、投资者情绪指标与股票回报率两两关系,并探究构建的投资者情绪指标能否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回报的影响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首先,EPU与当期总体收益率、预期收益率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总体市场月度回报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上升而减少,但预期回报的系数显著高于当期回报系数;截面上,EPU与个股回报率滚动回归数据经分组后显示,EPU系数越高的投资组合,其平均收益也越高,因此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收益率存在正向溢价;（2）短期内,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在时间序列与截面上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受到市场上利好消息影响,投资者对市场有乐观预期,因而市场回报和截面上个股回报均呈现上升趋势;长期来看,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率出现显著负向关系,随着投资者情绪恢复平静,股票价格回归其基本经济价值;（3）将三因子加入五个投资组合中,发现市值越小的公司更容易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市值越小的公司更容易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影响;（4）高账面市值比的公司由于其基本面不佳,财务状况较差更易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的影响;（5）实证研究证明投资者情绪在经济政策不确定对股票收益率的传导中存在中介作用,且这种中介作用属于部分中介作用,即不确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大部分直接作用于股票回报,另一小部分通过影响投资者情绪变动作用于股票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