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而该问题的研究又是中共党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大跃进”，诸多学者从多视角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大跃进”与中共八大和全国体制会议以来的权力下放有着重要的联系。本篇论文将通过对“大跃进”前后的放权与收权这一历史过程的梳理，探讨“大跃进”与权力下放、上收之间的关系。在借鉴苏联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在对新中国“一五”计划以来形成的“条条”专政问题分析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了向地方分权。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想为1956年全国体制会议的召开定下了基调。本文所要研究的放权即源于此。本文以“大跃进”运动为主要历史背景，从1956年前后地方分权的要求入手，以全国体制会议以来的大规模的放权和“大跃进”出现严重问题之后的收权为研究重点，对“大跃进”前后的放权与收权这一历史过程作一个历史性的描述，并对“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现象作一分析，同时，对走出这一怪圈作一探索。从表面看，权力下放是先于“大跃进”的，发展初期二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当“大跃进”从准备进入实质性的发展阶段，放权极大地推动了“大跃进”的进展。1956年以来的体制变革未能按计划进行，中央大规模放权加上权力的层层下放使地方有了更多的权力，最终形成了“大跃进”的局面。从1958年底，中央认识到权力下放过多、过快带来的问题，开始逐步收权，要求加强集中统一管理，提倡贯彻“全国一盘棋”。从收权的过程来看，收权也经历了一个从温和上收、急剧上收、全面回归集权的过程。以七千人大会以及其后的收权为标志，中央收回了下放的大部分权力，“大跃进”迅速降温，最终结束。可以说，放权为“大跃进”提供了体制基础。没有放权，全民大办的局面和各地乱上项目等是不可能形成后来的局面的。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对企业本身的属性认识上存在误区，只是局限于把对企业的管理权从中央让渡到下一级单位，而没有真正把企业作为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内做改进、调整的文章，单纯围绕放权与收权打圈子，这种放权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同时，在“大跃进”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权力的过度下放，否认规章制度，使生产陷入了混乱之中。“大跃进”与权力下放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本文依托大量的历史资料，主要对“大跃进”以来的放权与收权进行一个历史性的描述，同时，对涉及到本文权力下放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简要的分析，以使主题研究更加清晰。全文由五部分组成。导论。阐述本文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当前研究动态、创新之处及文章结构。第一章，放权的背景。对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进行基本的回顾。应该说，建国初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是符合国情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对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有很大的弊端，影响了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第二章，全国体制会议召开与放权的开始。1956年全国体制会议提出放权以来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发动以来，中央陆续进行了涉及工业、财政、商业、基本建设、招工、文教等多个方面的改革。这一部分将对各方面改革的背景、内容作一介绍。第三章，放权与“大跃进”。“大跃进”发动以来，各级地方利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下放的权力掌握了更多的资源，从而掀起了地方工业“大跃进”；与此同时，中央提出了建设以协作区为单位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在放权环境下，协作在“大跃进”中被赋予特殊的意义，中央和地方还提出从组织上加强经济协作区，成立经济协作区和经济计划委员会。第四章，收权的开始。1959年初，毛泽东和中央发现了“大跃进”的错误，认识到体制下放过多、过快是造成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从1959年上半年开始，中央开始上收下放过多的权力，强调“全国一盘棋”，要求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收权的进程来看，尽管纠“左”的努力一度被庐山会议打断，但是加强统一管理、收权这一过程是基本延续的。收权对于控制“大跃进”局面，规范“大跃进”经济秩序有积极的意义。第五章，全面收权和“大跃进”终结。在“大跃进”出现重重困难的时候，中央要控制近乎失控的基建局面，必须上收权力。1961年以来，中央加大了权力上收的力度，为了巩固收权的效果，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在对“大跃进”以来的错误进行反思的同时，中央提出反对分散主义，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大跃进”以来的无序状态也随着体制上收结束。至此，从1956年到1962年的体制变革在经历放权的试验、“大跃进”以来的权力大下放、收权后又回归集中。结语，放权是对原有的经济秩序的调整，同时也必然对中央与地方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放权与收权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处理的问题。许多研究者将这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现象称为“怪圈”，笔者将围绕这一现象产生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历史与现实问题对如何走出这一怪圈作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