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台湾剧场,样貌复杂多变,历经日据时代的传入(1910——1945)、光复初期的发展(1945——1949)、反共抗俄时期的单调与贫瘠(1950——1965)、新戏剧时期的西潮与冲激(1965—1980)、小剧场运动时期的兼容与实验(1980—1990)、多元现代戏剧时期的前卫与探索(1990—今)六个阶段,在多元文化的碰撞、喧哗中,“人的失魂”的问题尖锐,率先冲决这一黑暗、朦胧地带的,是姚一苇。在“反共抗俄”剧逐渐退潮之际登上戏剧舞台的姚一苇,以他三十年(1963——1993)十四部的戏剧创作,拨开政治、物欲迷障,专注于人性、人情,在压抑、沉闷的生命困境中反抗绝望,表达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自姚一苇开始,台湾戏剧才从“工具论”中走出来,真正触及到人的灵魂,引导台湾现代剧场走向新生。他是台湾剧坛“暗夜中的掌灯者”,亦是台湾现代剧场的启蒙导师。在台湾剧场从传统写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型过程中,身为“现代主义迷”的姚一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包括七个部分。引言部分,厘清20世纪台湾剧场多元混杂、融合的文化语境,分析众声喧哗带来的“人的问题”,梳理姚剧研究现状,明确本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思路和理论创新。第一章,自由精神的追求。基于其创作个性的发展变化及其戏剧成就的高低,明确其创作分期,剖析其在政治专制、商业控制和后现代反文学的众声喧哗中,以理性启蒙精神烛照人生,坚持个体创作的独立性,开创了台湾现代戏剧界的“人学”传统,张扬人的主体意识,并糅入深刻的怀疑精神和文化批判意识,表达一种自觉追求自由的现代人文精神。第二章,人的发现与理性启蒙。启蒙精神是其戏剧创作的价值立场,也是整篇论文展开论述的基石。姚一苇打破传统戏剧人物好/坏/、善/恶、美/丑的二元对立模式,认为人是矛盾对立的辩证统一体、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体以及动态发展的独立存在物;在彰显人的主体意识、体现人的尊严中追寻生命的奥义;生之自由与死之自由,是人生终极价值的体现。第三章,生命存在的意义追寻。在姚剧中,人是独立、有限的存在,在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的双重夹击之下,背负着苦闷、焦虑、迷惘的现代人,企图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做出恰切的调整,寻找失去的自我,摸索生命的方向,在从物质到精神、从本真到诗意、从有限到无限的转变过程中,实现生命存在的精神超越,探寻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第四章,灵魂扭曲与人性批判。精神危机始终困扰着人的存在,传统、世俗、政治对人性的扭曲造就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冷漠且疏离,人格走向分裂,自我走向沉沦,由此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姚一苇批判了这一畸形的社会现象,意在建构一种健康、自然的人性。第五章,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姚一苇戏剧创作的核心表达是“人”,这个“人”不是空洞、苍白的抽象化符号,而是扎根于中国强大民族文化根系之上的饱满、坚实、具体的书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思想的影响下,姚一苇试图把被传统文化、习俗、道德遮蔽的民族文化心理折射出来,批判奴性、看客、瞒和骗等国民劣根性,重铸坚守气节、敢做、敢当的民族魂,从而丰富对一个人和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认识。结语部分,明确姚一苇及其“人的戏剧”在台湾戏剧史上的地位。姚一苇坚持戏剧创作的独立性,致力于刻划出个体独特的灵魂,批判扭曲、丑陋、虚伪的人性及国民劣根性,建构健康、优美、自然的人性,弘扬民族正气,呼唤新型的国民素质。为丰富人性主题,大胆革新形式,创造了新的“中国现代戏剧”范式,这种变革反映和标志着台湾社会现代人文精神的张扬。强烈的现代意识,浓郁的民族精神,以及宏大的世界视野,使他的作品超越时代和地域,通向过去、现在与未来,成为台湾现代戏剧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在台湾戏剧现代化的进程中,姚一苇及其戏剧具有重要的戏剧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