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借鉴财政社会学的理论分析范式，从国家、财政与社会的三维视角出发，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经历的由自产国家向（非典型）税收国家和预算国家演化的历史进程，并深入分析了内隐于这一进程中国家一体化、理性化与民主化的政治过程，进而揭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集权主义、权威主义、民主主义等不同政治逻辑转换对于行政模式与社会结构的影响，主要内容如下：　　 国家一体化与自产国家（历史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为应对外部颠覆与内部分裂的压力，国家构建活动主要围绕着巩固政权的“一体化”目标并以集权主义的政治逻辑展开，国家权力全面介入生产活动，从而形成了“控制型政府”和“总体性社会”为特征的“自产国家”模式。通过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国家建立起全面汲取社会生产剩余的集权经济体制，通过城市“单位化”与农村“公社化”，国家建立起全面介入社会生活与私人领域的政治社会体制。以财产性收入（国企利润及农民贡赋）为主要财政来源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高度整合的“自产国家”实现了国家一体化和社会超稳定的历史目标，但对个人自由、社会活力及经济效率也造成了巨大损害，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国家理性化与非典型税收国家（现实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逐步缓和，中国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性化”阶段，政治过程以权威主义的政治逻辑展开，国家权力结构与运行方式逐步科学化和合理化，社会生产规模及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财产性收入（国企利润与农民贡赋）在国家收入来源中的比例逐步下降，税收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传统的“自产国家”逐步向现代“税收国家”演化，同时，剧烈的社会变革也推动着传统的“总体性社会”向“分化型社会”转变。然而，受制于权威主义内生的逻辑矛盾，中国式“税收国家”受到“自产国家”的路径依赖以及国资委成立后扩张性运作的双重作用，从而呈现出“非典型”的特征，即国家收入来源中无论是税收还是非税部分，都对以国家垄断资本为主体的国有经济存在着较强的依赖性，而国有经济的税收贡献又具有“体内循环”与“预算软约束”特征，这就导致了中国的“税收国家”成长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过渡与变异状态，在财政经济内涵与政治社会效应方面与西方典型的税收国家存在着重大差异，对于国家理性化进程产生了复杂化的影响，进而导致当代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出现某种不确定性。文章深入分析了非典型税收国家这一财政经济现象背后的转型政治背景、过程及矛盾，揭示了权威主义政治逻辑（过渡性、权宜性）与非典型税收国家（混合性、摇摆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以“第三条道路”主张的经济民主、治理民主逻辑为指引论证它向预算国家转变的逻辑必然与现实进路。　　 国家民主化与预算国家（趋势分析）。历史经验证明，即便是西方典型的税收国家模式也充满了现代化的陷阱，并不能提供当代中国财政国家演化的理想蓝图，预算国家理论与实践则提供了较为有效的对治之策。沿着”第三条道路”指引的民主化逻辑进路，非典型税收国家唯有以“预算国家”为目标和方向，才能克服“自产国家”的历史制约并超越西方税收国家的现实危机，进而在建设一个理性民主的现代国家方面有所作为。2008年前后，中共开始系统地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权威政治逻辑的合法性危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和预算民主化改革步伐也日益渐加快，种种迹象表明，“第三条道路”所主张以经济民主、治理为主为核心的新型民主主义可能替代过渡性的权威主义，成为中国政府的新选择，国家民主化特别是经济民主与治理民主面临着新的历史契机。为此，文章结合中国公共财政的改革实践，构画了一个初步的体制框架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