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竞争环境的日趋复杂，全球进入了空前的密集创新和产业振兴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德国工业4.0”、“中国制造2025”的呼声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极大关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将发展重点聚焦于新兴产业，依托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推动产业升级，从而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些领域虽已跻身世界前列，但核心技术缺失，资金、人才创新要素投入不足，制度体系不成熟等问题影响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同，需要以新的思路来审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现有研究大多从技术创新、金融支持及政府政策扶持等相对片面的视角阐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缺乏具有理论支撑的系统探讨。　　本文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出发，基于新熊彼特理论，首先尝试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框架，提出技术、资金和人才是连接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关系的关键因素，并应用演化博弈模型探讨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机理。其次，建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模型并进行仿真研究，论证了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在推进技术进步与新兴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机理，并模拟了不同情况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演化。最后，选取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代表产业进行案例研究，对比国内外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考察和检验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视角下，技术创新要素投入和制度创新主体保障在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中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本文在文献回顾和述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演化博弈、建模仿真、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等多种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最终得到了以下结论：　　（1）通过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框架，明确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过程中技术与制度层面的创新要素和创新主体，技术、资金和人才是技术创新的基本要素，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金融部门和公共部门是制度创新的三大支柱，技术、资金和人才是连接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关系的关键因素。制度创新主体界定了技术创新的制度框架，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性”重大技术创新，会对于技术、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投入提出新的需求，促使企业、金融及公共部门建立新的制度环境来保障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又会引起技术、资金和人才等创新要素投入的调整，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技术与制度层面的创新内容互动变化，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　　（2）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别从技术、资金和人才三方面刻画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机理。技术要素的获取依赖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重视自主创新以及政府公共部门的鼓励和保护，企业方加强自主创新，政府方采取创新投入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提供良好创新环境，促进技术进步。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依赖大量资金的投入和扶持，从资金扶持方面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金融部门中的银行体系以及政府方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银行严格执行贷后审查，政府方加强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银企信贷关系的扶持和监管力度，三方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资金支撑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层面创新活动在人才培养和支撑方面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高校和政府等公共部门提出了迫切需求，企业和高校积极开展合作，政府公共部门充分发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主导和保障作用，鼓励校企深度合作，惩戒机会主义行为，三方共同努力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3）通过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模型，将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条件分别与技术演化和制度演化条件进行对比分析。仿真结果表明，单纯地依靠技术创新，产业技术、产量和利润水平所能达到的高度有限；单纯地依靠制度创新，产业技术和生产率水平很低。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视角下的技术与制度共同创新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作用更为充分、全面，实现了产业最佳技术、生产率、产量和利润的整体提升。在企业规模与扶持条件相同情况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得各企业的技术水平出现差异，但持续性的创新可以帮助落后企业实现技术反超。在企业规模与扶持条件不同情况下，当制度创新扶持如一般情况向创新意愿和研发投入强度相对不足的国有大型企业倾斜时，产业的各项主要指标水平相对较低；而在扶持中小企业条件下，制度创新保障创新意愿和研发投入强度更高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产业各项指标能达到较高水平，技术创新要素投入和制度创新主体保障的共同作用更为明显，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呈现整体良好态势。　　（4）选取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案例研究，对比日本、美国等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先国家和我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的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情况，验证了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视角下，技术创新要素投入与制度创新主体保障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我国在发展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发挥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化作用的关键是要注重技术与制度之间共同演化的互动关系，遵循技术与制度演化的规律，制度创新主体根据现有技术基础规划制定技术路线，对技术创新提出的要素需求给予积极回应，扶持保障措施要符合技术创新的一般进程，从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　　上述研究结论拓宽了新熊彼特理论及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视角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中的应用，为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使得本文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较其他研究而言，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　　（1）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视角。区别于以往从技术创新、金融支持、政策扶持等单方面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本文基于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也更加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依托技术创新推动和制度创新支撑的培育发展特征。此外，本文将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和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视角进行融合，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技术与制度创新的内容随之变化，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演化发展。　　（2）新熊彼特理论分析框架。新熊彼特理论和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思想两者一脉相承，区别于以往从科研机构、产业界等产学研合作视角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多主体创新体系，本文在新熊彼特理论分析框架下，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与制度演化框架，分析技术创新要素与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演化关系，探讨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机理，并建立新熊彼特式产业演化模型进行仿真研究，框架构建、机理分析和仿真研究中涵盖了微观企业层面，中观产业层面和宏观公共及金融部门层面，使研究更加全面系统。　　（3）动态演化的规范研究。以往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但由于新兴产业发展时间尚短，相关产业数据缺乏，因此本文采用建模仿真的规范研究方法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动态演化过程。以往的以 NW模型为基础的各类新熊彼特式产业演化模型一般研究技术创新层面的作用，对制度创新层面的作用关注较少。本文吸收各类新熊彼特式产业演化模型的优势，设计了制度层面的变量和参数，建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模型，并采用计算机仿真方法进行分析和对比，使得我们更为直观地研究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视角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