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故里曲阜保存有元代碑刻约三百块,其中关于元代施行教化、推广儒学的有近百块,这些碑刻的内容涵盖了修建庙宇、加封追谥、致祭拜谒、赏赐优待、生平记事、书院庙学等诸多方面,对探寻元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尤其是对待儒学的态度具有重要的价值,是探究元代儒学教化情况的重要史料。官方参与儒家道统谱系的建立,为儒士树立圣贤榜样,是开展儒学教化活动的首要环节。在曲阜元代碑刻中,这一内容主要表现在对儒家先圣孔子、颜子、孟子等的多次祭祀、修缮庙宇、追加封号、优待后裔等方面,延续了自唐宋以来的儒家道统谱系,进一步巩固了孔子、曾参、子思、孟子为代表的四公之学的地位。庙学、书院等教育机构是实施儒学教化的主要场所。元朝政府继承了前代的庙学制度,在各地建立庙学,对曲阜孔庙表现出特殊的尊崇,到太宗时更是恢复了每年的释奠礼,曲阜碑刻中关于元时大臣参与庙学释奠礼的记录,突出了这一点。在元代书院兴盛的大背景下,曲阜的书院建设包括尼山书院、子思书院、洙泗书院等,均在政府的提倡和支持下有所发展。曲阜书院碑刻记录了书院运行管理和教学活动的具体情况,展示了元代书院的官学化进程。从曲阜碑刻中可以看出,在正统的庙学、书院之外,元朝政府还开创社学教育,将农业生产和学校教化结合起来,在广大农民阶层中施行教化;建立蒙古官学,选用德才兼备的儒士作为教授,以儒家经典作为教材,教授生员学习汉语、汉族文化和儒家伦理思想,积极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推广儒学教化。从曲阜碑刻中还可以看出,元朝政府还对教育发展和儒学推广实施了一些特殊的优待政策。首设“儒户”制度,恢复学田制,从政策上、经济上对儒生给予优待,一定程度上为儒学的推广和教化施行提供了外在保障。曲阜碑刻还反映了元代儒生的部分境况。除出任儒学教官以外,儒生的入仕的方法还包括岁贡儒吏以及延祐二年重开的科举,然而事实上儒吏升迁缓慢,科举更是要维护蒙古人、色目人的利益,汉族儒士大多通过教学向各阶层民众传播儒学,使得儒学教化进入寻常百姓家。曲阜碑刻所显示的元代推广儒学教化的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元朝政府对曲阜作为孔子故里的特殊待遇,这自然是看重了曲阜在儒学教化和政治统治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这样的特殊存在是元代整体文化政策的一个特例,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对元代儒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儒学传承发展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