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以国际收支为借口和中国打“贸易战”,即使面临经济全球化退潮风险,中国依然秉持开放战略,积极主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疑虑。研究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有助于厘清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认识“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认识不同调节工具和政策的调节效果,进一步判断国际收支的未来走向,在理论和实证层面回答外界质疑。从2018年3月起,由美国主动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战”的行为,主要的借口是中美国际收支问题,美国特朗普政府关注的焦点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问题。理论研究方面,首先对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演进过程的三个阶段进行分析,指出要把握三个核心问题和理论模型框架。梳理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最新研究进展,金融发展不平衡假说、人口结构与国际收支失衡、预防性储蓄假说和估值效应从不同角度对国际收支调节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首先,从资本“引进来”角度研究,研究对象聚焦在中美两国的国际收支问题。通过在两国DSGE模型中引入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条件,从中国资本流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角度研究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原因,对中美两国的国际收支问题做出解释。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该约束条件将抵押品约束和货币先行模型的优势结合中国的对外金融资产结构主要为外汇储备的特征引入到两国模型中,不仅将外汇储备这一变量纳入分析框架,而且比已有模型依赖更少的假设条件解释跨境资本流动,更好的刻画了中国的高外汇储备特征。由于存在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可持续约束,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需要积累相应的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又通过美国的全球金融系统回流到美国,为美国对外输出直接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其次,从资本“走出去”角度进一步研究,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贸易作为研究对象。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同时,中国也在加大力度推进“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方式。由于近期国际上出现对“一带一路”的一些杂音,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会让沿线国家陷入沉重的债务负担,因此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沿线国家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有哪些影响,就显得非常有现实意义。实证研究发现滞后一期的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占东道国GDP的百分比在1%显著性水平上对向中国出口有正向影响。随着引入东道国金融发展程度的因素、东道国人口结构的因素和东道国区位和禀赋的因素对向中国出口有同样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促进了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净出口。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保持逆差,可以帮助沿线国家积累外汇储备,增加对外金融资产,降低对外金融负债比率,改善沿线国家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结构。最后,研究资本“引进来”和“走出去”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同时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收支失衡调节机制。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调节机制方面,通过研究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结构和失衡程度是来自于哪个部门,并将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账户按照部门分解,得到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经常账户差额。对国际投资净头寸同样按照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进行分解,研究对外金融净资产对经常账户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随着中国对外金融净资产的增加,有助于降低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分部门看,企业部门对外净资产对经常账户的调节作用最大,其次是家庭部门和政府部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调节目标是将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的顺差占GDP 比例维持在[-2%,2%],在长期目标方面要争取形成经常账户顺差和资本金融账户逆差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结构。国际投资头寸表调节目标是对外金融净资产收益率为正,这需要对外金融资产和对外金融负债结构的调节,对外金融资产需要提升权益资产比重,降低高流动性资产比重;对外金融负债需要降低权益负债比重,提升高流动性负债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