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颇有争议的批评。在问世初期，有的批评家攻击它是“维多利亚社会的嘲弄式灵柩台”，有的批评家将它奉为“现代发现的最重要的文学表达”。除了这种争议之外，批评界对它最大的争议存在于超验主义的批评方法和经验主义的批评方法之间，前者以T．S．爱略特为发端，通过追寻乔伊斯作品文本中意象和典故的形态并将这种形态与某些普遍的和具有普遍化功能的结构联系起来，从而将其结论导向将《尤利西斯》诠释为“一本使我们所有的人均从中有所受益且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其影响的著作”，后者以伊兹拉·庞德为首，通过发掘乔伊斯作品中的对生活琐事的细致入微的叙述，将批评的中心放在其对当代生活经验肌质的表现上。这个争议本身足以证明《尤利西斯》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它对极端真实的和极端普遍的(或极具象征的)意义的两极的包容和协调统一。《尤利西斯》的这一特点再次证明这样一个真理：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一定是表现它那个时代的，同时也是超越它那个时代的，一定具有现时意义，同时也一定具有永恒意义。作为一部鸿篇巨制，《尤利西斯》表现了乔伊斯对爱尔兰民族的现时困境，尤其是文化两难境地的深刻关注，这种关注为批评家们长期忽视或误解，因为他们认为乔伊斯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爱尔兰民族事业。《尤利西斯》具有很强的现时意义，这种现时意义不仅表现在作者对英国殖民活动的痛恨和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厌恶上，而且表现在他对爱尔兰民族境况的洞察中。爱尔兰民族困境不仅是由英国殖民活动和意大利罗马天主教这两股外来帝国势力造成的，也是来源于爱尔兰国内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事业的“快乐的背叛者”这两大民族疾患所造成的恶果。但在这部现代《奥德赛》中，乔伊斯没有满足于仅仅书写他的时代，他要做的是使他的代表作高于他的时代。他不仅将现在与历史联接起来，并试图在这种联接中找寻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其中包括关于权威、中心、主流的意识形态与从属者、边缘者和“他者”的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以及对“他者”、“自我”及历史的虚构的普遍性的认识，而且将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他关于未来的看法大大超越了他的那个时代，而且在当前和将来之于处理文化问题均具有相当的可行性。他对人们关于民族起源纯洁性的想像的嘲讽，他对人类源自虚构的快感的洞察，他对历史的外壳与内核的透视，他对指向文化杂糅的民族未来的展望，他对认识文化群体之间和文化群体之外的差异和基于这种认识基础上的对这种差异的认同、忍耐和接受态度的强调，以及他对个人与民族身份的流动的多变的实质的探察，均成为我们解决现今和未来不可避免地经常面临的文化碰撞、文化协商和文化杂糅中的问题的永恒财富。当然，作为第一部后殖民主义小说，由于当时殖民者文化审查体系和它产生的讳莫如深的文化氛围，《尤利西斯》并没有明确显露一部民族寓言的姿态。相反，它采用的是斯蒂芬在《一个青年艺术家肖像》中所提议的谨慎、机智和从远处斗争的策略。这些策略实际上也是后世许多后殖民主义小说的隐秘武器。这些策略也使得《尤利西斯》充满了一种在西方读者眼中表现为人类学和非政治知识的东西，尤其是那些粗俗的、性的、甚至是淫秽的东西。但恰恰是在这种人类学式的或非政治的叙述外衣下，却交织着一组组精妙的关于爱尔兰民族问题的类比群。这些类比主要是通过描写斯蒂芬与其他人物的私人关系、布鲁姆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种族地位以及莫莉与布鲁姆及她的情人之间的性关系的描写而隐晦地构建起来的。换言之，乔伊斯模糊了种族与性别的界线，将民族问题与性、性别或婚姻问题统一协调起来。这种协调就要求批评者将对男女人物之间的性、性别和婚姻关系的阐释与对爱尔兰民族问题的讨论结合起来。作为对《尤利西斯》的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研究，本论文通过借鉴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尤其是鲁姆芭关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联系、它们对历史的共同歪曲以及文化模拟和杂糅的功能等看法，将乔伊斯关于爱尔兰文化的现在、历史和未来的见解纳入到一个相互协调的框架之中，探察乔伊斯借助性别、性和家庭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的书写来书写民族问题的灵巧机智的叙述策略；与之相对应的是，本论文也分为三章，分别讨论乔伊斯对爱尔兰文化的现时困境、爱尔兰艺术家希望逃脱的噩梦般的历史、指向文化杂糅的爱尔兰文化未来以及乔伊斯在写作这部爱尔兰民族寓言时所运用的颇具策略性的统调性别问题和民族问题的叙事策略。本论文第一章讨论了乔伊斯对爱尔兰文化困境的洞察。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暴露了爱尔兰民族当前所面临的困难。这种困难不仅是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国际上的，而且是文化上的。第一股应为这种现时困境负责的势力是英国殖民活动，它不仅通过压迫与剥削将爱尔兰抛入极度贫困，而且借助于剥夺爱尔兰人民的本土历史和将爱尔兰文化生硬套进所谓的土著落后性的模版范式来窒息爱尔兰文化。第二股应为爱尔兰当前困境负责的势力是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它实际上遵循的是与英国殖民主义相同的逻辑，因为二者都是以对“他者”的狭隘排斥和偏见的基础上，均导致对“他者”的边缘化、贬损和妖魔化和对“自我”的荣耀化和美化，同时由于它试图将爱尔兰文化纳入到复兴爱尔兰文化虚构的纯洁性的运动的掌控之中，所以实际上也窒息了爱尔兰文化。乔伊斯对英国殖民活动的痛恨和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反感是当代批评者热中的话题，但他对天主教的痛恨以及对“快乐的背叛者”的反感却常常逃脱批评者的注意。在《尤利西斯》中，天主教扮演着英国殖民者同谋的角色，因为它以不人道的教条窒息着爱尔兰文化，通过神甫剥削抢略爱尔兰人民。这些神甫因饱食爱尔兰人民用血汗收获来的谷类精华而脑满肠肥，并以他们反对控制生育的严厉教义而使爱尔兰人口过剩。最后一个应为爱尔兰现时困境负责的势力是爱尔兰人民中的“快乐的背叛者”，他们在《尤利西斯》中由两部分人组成，一类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走狗，另一类是寻欢作乐的爱尔兰人。前者是英国殖民者的帮凶，把爱尔兰仅仅看作是一间当铺，他们需要它时就保藏着，不需要时就出卖掉；后者对爱尔兰的民族命运和爱尔兰文化漠不关心，沉溺于赌博、喝酒、逛妓院，而且更令乔伊斯痛恨的是，他们还高谈阔论所谓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实际上在布鲁姆看来只不过是浸泡在酒馆里的爱国主义)。他们的这种所作所为毁掉了爱尔兰和爱尔兰文化。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乔伊斯远远超越了他的那个时代，因为他不把英国殖民活动看作是爱尔兰困境的惟一原因，而是认为外国殖民者和国内本土的疾患都是现时爱尔兰国内困境的根源；他不是试图将一种祸害爱尔兰的疾患与另一种祸患割裂开来，而是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在祸害爱尔兰方面互为帮凶。他看穿了殖民主义者文化剥削的实质和民族主义者与殖民者具有相同的仇外逻辑的实质，洞察到爱尔兰物质贫困和文化荒芜与爱尔兰本土宗教，即天主教之间的必然联系(因为天主教坚持自己的不人道教义，特别是它反对控制生育和多次干涉民族的问题)，透视了爱尔兰人民生活方式和民族意识(如果有的话)中的问题，这些均是他的同时代作家所完全没有意识到的，也是直到后殖民主义达到高潮前，尤其是乔伊斯批评家们在最近接受后殖民主义和其他文化研究视角之前，他后世的许多人所没有认识到的。当然，我们不应因为乔伊斯的批评家们没有及早意识到这些而指责他们，因为乔伊斯在表达他对那些问题的洞察时采用了非常隐秘的、不易使人觉察的类比。在这许多易使人忽略的类比中，最重要的是斯蒂芬在马他娄塔的地位和布鲁姆的家庭地位。马他娄塔是英国殖民下的爱尔兰的类比式微缩景观，在这个类比中，斯蒂芬作为爱尔兰文化的类比，有两个主人，其中之一是英国的，另一个是意大利的，而且这两个主人还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也要求斯蒂芬伺奉他，去作“仆人的仆人”。这两个主人由英国人海恩斯和假装信教的爱尔兰人穆利根来充当类比，分别代表英国殖民者和天主教。那个要求斯蒂芬伺奉他的仆人则指的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他们要求爱尔兰文人们投身于复兴爱尔兰民族文化虚构的纯洁性。以穆利根为类比的“快乐的背叛者们”代表那些英国殖民者的走狗们以及那些寻欢作乐的人们。布鲁姆在家庭中的侍奉地位，他的王八身份和他在酒馆中被迫害的境况都在类比层面代表着爱尔兰的被压迫地位。在这种压迫下，爱尔兰艺术(从更普遍的角度而言，则是爱尔兰文化)变成了一面破碎的镜子，失去了反映现实和帮助唤醒世人意识到现实的作用。在这样一种困境中，代表当代爱尔兰文化的斯蒂芬正在寻找一个父亲，或从更广的意义上说，正在寻找一种父辈的传统，这种父辈传统不存在于任何其他地方，仅存在于历史之中。而布鲁姆则代表爱尔兰文化传统，他正在寻找一个儿子，或者说是儿子所代表的延续，这种延续不存在于任何其他地方，仅存在于未来之中。这种观点表明乔伊斯的另一超越时代之处。他不满足于仅仅暴露他民族的现时困境，而且通过回顾历史和展望未来来努力寻求这种困境的答案和解决办法。第二章则集中讨论了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的历史观。根据后殖民主义理论，历史往往是主流贬低“他者”和为“自我”所犯的罪过寻找正当理由的战场，这种看法和维柯的历史观不谋而合。乔伊斯的历史观受维柯的历史理论的影响较深。维柯认为历史是一种人类的构建(或想像)，它源自人的头脑，因此乔伊斯认为历史是别人常常听到的故事。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的历史观通过一系列看似琐碎的但却充满类比和象征意义的小事传达出来。人们所知道的历史只不过是历史的外壳，就像斯蒂芬教给学生的历史知识一样，它只不过是史学家和史学门外汉根据毫无生命的历史遗迹或仅仅为了迎合自己的利益进行的虚构，人类无法知道历史的内核或历史的真相，但可根据人类自身的心理和语言猜测某些真实的东西。用斯蒂芬的话来说，历史只是一系列“别人常听到的故事”，因为喜欢编造和听故事是人类的天性，而且历史事件只不过是许多可能性之中的可能，只不过是因为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而成了事实，而那些想像的事实只不过是历史学家根据十分随意选取的情况推测出的可能性之一。在以英国殖民主义者和他们在爱尔兰利益的共享者们为一方、以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普通爱尔兰民众为对立方的对抗这一具体情况中，双方都不遗余力地虚构历史。作为乌尔斯特人，小学校长戴兹先生对斯蒂芬作了一通长篇大论的说教，这次说教可以作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历史的长期虚构的缩影。在这种虚构中，他们吹嘘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带来的荣耀，把本应由当权者和主流来承担的罪责强加在对手头上，这些对手主要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天主教教徒：或强加在那些被边缘化和被迫害的民族头上，这些民族主要是犹太人：或强加在妇女头上，这些妇女被他们当作替罪羊，来承担毁灭一个民族的罪责。“公民”对爱尔兰荣耀和纯洁性的宣传是一叶障目的民族主义者对历史的虚构的类比。在他们的虚构中，他们吹嘘爱尔兰民族的历史荣耀，包括爱尔兰养育了诸如莎士比亚和奥布雷恩·孔子等伟大人物，将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文明贬低为梅毒文明，而且，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作法极端相似的是，他们将犹太人和妇女当作替罪羊，让他(她)们去承担毁灭爱尔兰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罪责。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的信念十分不同的是，乔伊斯认为历史不会朝着反映上帝旨意(或者当权者旨意)的方向前进，而这种历史走向恰恰是作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代言人的戴兹先生所希望的。用斯蒂芬自己的话说，历史注定要走向“大街上的喧闹”。“大街上的喧闹”实际上是混乱和纷争的缩影。另外，乔伊斯并不满足于将历史暴露为一系列的虚构叙述和这种虚构叙述所带来的混乱，而是更进一步去探索造成这种虚构叙述的各种原因。在各种原因中，去寻找正当理由、或去逃避自己的负罪感、或通过自欺欺人去抚慰自己痛苦的灵魂、或为了保障自己的私利去欺骗“他者”等动机是最为常见的。斯蒂芬对关于狐狸埋葬母亲的谜语的原初版本的改写是出于逃避他“害死”他母亲的负罪感的动机。宗教、艺术等领域的虚构、对往昔岁月的怀恋以及存在于赌博和嗜酒中的幻觉均是出于上述动机。布鲁姆对戈蒂所怀有的柏拉图式的爱恋中的幻想和戈蒂对布鲁姆所怀有的相同的爱恋中的幻想与“公民”对爱尔兰历史的辉煌的虚构中的幻想均是同出一辙的。当然，乔伊斯对历史虚构性的普遍化并不是在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相反，他表达了他坚信历史上的某些形态或“形式”，并且在《尤利西斯》中多处暗示他的这种信念。依据乔伊斯的看法，历史是由历史遗产和独创(对传统的背离)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的过程所构成，但同时也存在着达到永恒的可能性。对于世俗的布鲁姆而言，永恒可以通过灵魂转世来达到，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灵魂可通过活在另一个人的灵魂中得以永生；对于青年艺术家斯蒂芬来说，永恒可以通过找到历史遗产和创新之间的平衡及超越琐碎的和具体的事物来达到。乔伊斯关于历史传统和创造的关系的思想是通过父子问题来类比的，特别是通过斯蒂芬对莎士比亚的讨论来类比的，而琐碎和普遍之间的关系则是通过莎士比亚的“一切人中的一切”法则来类比的。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还表达了这样一种见解：历史的发展依赖于同时代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不同文化间的碰撞来实现。前者是由莎士比亚与其兄弟间的憎恶和关爱来类比，后者则由莎士比亚和他妻子以及他(她)们各自的情妇和情人的关系来类比的。这些矛盾有助于激发莎士比亚的创作天赋，这也是历史在各种矛盾的交互作用中发展这一现象的类比。历史传统与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太阳神牛”一章中进一步得到类比，因为那一章中文学作品在汲取前人作品中的养分和剔除其陈旧的和无生命力的因素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具体到爱尔兰文化，历史传统包括爱尔兰本土文化传统和英国殖民文化传统，它既造成一种负担，又形成一种有益的范式，这两者均是任何未来的创新所无法逃避的。对一位属于从属文化的作者而言，如何在爱尔兰文化传统和英国文化传统之间、爱尔兰文化传统与创新、英国文化传统与创新之间保持平衡，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尤利西斯》中，除了传统与创新之间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与乔伊斯的历史观紧密相关，那就是爱与罪的问题。使得历史走向混乱的主要因素就是每个人心中存在的罪恶。在斯蒂芬心中，海盗的血液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但我们有一种真实的东西或许能为人生提供意义，为人类去解决由人人心中的罪恶(主要是贪婪、虚荣、自私)造成的纷争提供基础。这种真实的东西就是爱，也就是博爱，这种爱可以跨越差异、仇恨、贪婪、虚荣和自私，为平和、容忍和包容打下基础。而平和、容忍和包容又是文化杂糅的基础。而且，斯蒂芬心中的母爱的魅力又是乔伊斯对祖国的热爱的类比，因为乔伊斯知道，一个没有母爱的孩子将被世人像无骨的蜗牛一样踏在脚下，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也将被世界像无骨的蜗牛一样踏在脚下。斯蒂芬(同时也是乔伊斯)对历史的发现统统指向一个真理，那就是文化杂糅必须以文化上的平和、容忍和包容态度为基础，以对本民族的爱为前提，而这种爱则是以对历史的虚构本质(外壳)的洞察和对历史的真实(内核)的存在的可能性的认知为基础的。第三章则讨论了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对爱尔兰的文化杂糅未来的展望。乔伊斯表现爱尔兰文化现时困境和洞察历史的噩梦的目的是为现时的困境找寻解决的办法，或者至少要预言自己民族的未来。而且作为民族史诗的《尤利西斯》是一部真正伟大的艺术品，它将不为人知的过去和现在投射到不为人知的未来。乔伊斯认为爱尔兰民族文化的未来存在于文化杂糅之中。在这一点上，乔伊斯具有很强的超前意识，与后殖民主义者具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些后殖民主义者也同样认为文化杂糅是被殖民的民族的不可避免的未来。但这种文化杂糅的未来很久以来却一直为乔学家们所忽略。在《尤利西斯》中，他主要通过运用类比来表达他对这样一个未来的展望。在这些类比中，布鲁姆的家庭地位是爱尔兰文化地位的类比，他的阳萎状态是爱尔兰文化疲软的类比；鲍伊兰则是英国殖民文化的类比，他强烈的性冲动是英国文化的侵略性和活力的类比；莫莉是爱尔兰文化的杂糅趋势的类比，她与许多情人之间的婚外情则是爱尔兰未来文化与其他文化杂交的类比。而爱尔兰文化的杂糅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则是在类比层面由莫莉对自己与鲍伊兰的关系的合理性的肯定来表达：因为布鲁姆性无能，所以她与鲍伊兰发生性关系是布鲁姆活该。但是与外国文化杂糅并不是要放弃本族文化，相反，保持本民族文化中好的和有生命力的部分是极其重要的，这一点是由莫莉决心恢复她与布鲁姆的理想关系且仅将鲍伊兰当作布鲁姆的替代品或仪当作她的性玩偶来类比的。乔伊斯关于爱尔兰文化未来的构想不仅限于一种模糊的、想像的杂糅。除了构想未来的文化杂糅趋势外，他在《尤利西斯》中还预见了存在于这样一个未来中的许多可能的问题，并暗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首先，文化杂糅不能局限于两种文化之间，或者局限于被殖民文化和殖民文化之间。相反，本土文化很有必要与多种不同的文化杂糅，这一点由莫莉与各种各样的情人发生关系来类比。这些情人属于不同种族和年龄段，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第二，在文化杂糅过程中，放弃二项对立的观念十分重要，这些二项对立包括古老／现代，落后／先进，低级／高级以及野蛮／文明，并且要将所有文化一视同仁。这一点是由莫莉将她一个情人的形象溶入另一个情人的形象来类比的。第三，将所有的文化一视同仁并不是说要无视文化和亚文化之间和其内部的不同，这一点是由莫莉对布鲁姆与鲍伊兰、嘎迪纳与马尔维以及鲍伊兰与马尔维之间的差别的意识来类比的。第四，注意防止与外国文化隔绝开来，防止对外国文化采取排外态度，防止完全依赖外国文化乃至舍弃本土文化，这一切是同等重要的；强调以本土文化为根本，吸收异族文化的有益成分去补充本土文化的不足，同时剔除其中的有害成分，这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是与莫莉要回归到布鲁姆的怀抱、仅把鲍伊兰当作性玩偶的决心相类比平行的。以上关于爱尔兰文化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讨论是与对许多女性人物和某些男性人物的诠释密不可分的，因为乔伊斯是通过对性别和性关系的书写来传达他针对其民族而发出的文化信息的。这一点在后殖民主义作品中是较普遍的，因为一般来说，他们对民族的书写从未远离过对性别的书写。乔伊斯在这部民族史诗中对他的民族所发出的文化信息主要是通过几组人物形象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来表达的。最重要的一组人物包括莫莉、布鲁姆和莫莉的情人。布鲁姆是爱尔兰传统文化的类比，莫莉的情人们则是异族文化的类比，莫莉则是未来爱尔兰文化在坚持本土文化的基础上与异族文化杂糅的类比。另一组人物包括布鲁姆、斯蒂芬和莫莉，布鲁姆是爱尔兰文化传统的类比，斯蒂芬是英国殖民主义、爱尔兰民族主义、爱尔兰天主教及爱尔兰的“快乐的背叛者”四层重压的爱尔兰当代文化的类比，而莫莉则是与异族文化杂糅的未来爱尔兰文化的类比，斯蒂芬与布鲁姆的精神融合以及他们二人与莫莉的融合则是爱尔兰当代文化坚持爱尔兰民族文化传统并走向文化杂糅的绝妙类比。第三组人物由送牛奶的老妇人、梅·迪达洛斯、戈蒂和莫莉构成。送牛奶的老妇人是在经济和文化上受英国殖民主义压迫的爱尔兰的类比，梅·迪达洛斯是被天主教所窒息的爱尔兰的类比，戈蒂则是一叶障目的民族主义想像中被荣耀化和美化的爱尔兰的类比，莫莉则是走向文化杂糅的爱尔兰的类比。第四组人物由一组代表从属地位的妇女所构成，她们包括梅·迪达洛斯、布林夫人和普里福伊夫人，这些人都是心甘情愿地充当生育机器和温顺的“房中天使”；也包括戈蒂，她准备着将来要当生育机器和温顺的家庭主妇，心甘情愿地扮演第二性的角色：还包括莫莉，她是个多方面受压迫的职业妇女，一个资本主义商品的消费者，一个西班牙裔的犹太妇女，一个男性欲望的物化目标。最后一组人物主要包括一些历史女性人物，她们被当权者当作替罪羊，在历史上或在现代社会中承担着毁灭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指责，但这些指责本应当由处于主流的当权者来承担。在她们中间，海伦是特洛伊城沦陷的替罪羊，奥谢夫人是帕耐尔倒台的替罪羊，奥洛克的妻子则是爱尔兰丧国的替罪羊。她们被当作替罪羊，就像犹太人被当作替罪羊来承担许多国家经济衰退的罪孽一样。通过对性别和家庭事务的书写来书写爱尔兰文化问题，乔伊斯试图灵巧地逃脱殖民主义者的文化审查势力，并成功地表达了他对爱尔兰当前状态的担忧，对经历了几百年被占领、被殖民的爱尔兰历史的洞察和对爱尔兰文化将来走向文化杂糅趋势的展望。总之，本论文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了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表达的看似偶然、零碎但实际上匠心独具的系统的关于爱尔兰文化命运的见解。作为爱尔兰的民族史诗，《尤利西斯》在以下方面超越了它的那个时代：它不仅表达了爱尔兰本土人民对英国殖民活动的反抗，而且看穿了英国殖民主义的代表机构在文化活动中的剥削和贬低“他者”的本质；它不仅表达了乔伊斯与爱尔兰文化问题的密切关系，而且表现了乔伊斯对根源于爱尔兰内部的问题的超前的洞察，特别是他对爱尔兰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厌恶，他对令人窒息的天主教和虚伪的新教徒的批判，他对爱尔兰民众当中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同谋者的仇恨以及对寻欢作乐的爱尔兰人的失望之情。《尤利西斯》具有永恒的和现时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探察了造成现时困境的根源，而且还将乔伊斯对其民族的担忧放入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框架之中。乔伊斯将爱尔兰当前的文化难题与历史联接起来，发现了无论殖民主义者和本土人民，特别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都具有虚构历史的现象，历史就是由这样的虚构所充盈，为其民族创造一个从“未有的良知”的秘密存在于在历史遗产和创新之间、本土文化和异族文化之间、艺术家与其同时代的人的关系中寻求平衡，存在于发展超越琐碎和二项对立的能力中，存在于成为“一切中的一切”，存在于怀有在文化杂糅中作为超越琐碎和对立的基础的博爱。乔伊斯最伟大的永恒意义在于他对爱尔兰民族的未来的展望和他对在这个将来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的预见。这个未来存在于与异族文化的杂糅，其基础则是在从异族文化中吸收养分的同时承认文化团体之间和之内的差异，并且坚持以本族文化为本。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据我所知，它是第一个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视角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框架之内论述乔伊斯对爱尔兰文化的关注的著述，也就是说，它是第一个讨论乔伊斯对爱尔兰文化问题的关注与历史的噩梦和文化杂糅的未来关系的研究。第二，它从多个视角研究了乔伊斯对爱尔兰当前文化两难境地的根源的洞察，具有创新价值，也就是说，它在探寻爱尔兰民族文化问题四大根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独到之处。这四个方面的根源分别是英国殖民活动，爱尔兰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尔兰天主教、英国殖民者的同谋者以及爱尔兰民族事业的“快乐的背叛者”。第三，它对乔伊斯的历史观做了较全方位的研究，这一点是具有开创性的。它不仅讨论了乔伊斯对历史虚构本质的揭露，而且还评价了乔伊斯对不同的思想意识在历史这一文化战场上的相互作用的探索。它不仅研究了乔伊斯关于历史遗产和创新之间、作者与其同代人之间、被边缘化者与主流之间的关系的见解，还提出了乔伊斯坚信母爱和艺术永恒是文化杂糅的基础的论断。第四，它是首次阐释《尤利西斯》中的文化杂糅未来和乔伊斯针对某些在未来的文化杂糅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发出的警告的著述，也就是说，本论文在将乔伊斯为小说设计的结尾诠释为乔伊斯对一个肯定的、光明的文化未来的展望方面具有开拓性。这个未来指向一个以承认各文化团体之间和内部的差异性、对所有的文化一视同仁、坚持民族文化和汲取异族精华为基础的文化杂糅。本论文最后的也是颇为重要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将乔伊斯对文化问题的书写和性别、性生活和家庭问题的书写联接起来去阐释乔伊斯传达的文化讯息，以及它对在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框架之内对《尤利西斯》中由几组人物形象所构成的类比的诠释，而这些类比中有一些是乔伊斯的批评者们所未注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