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教期间,利玛窦根据不同需求和文化语境,构建了其自我形象。首先,在罗明坚的指导下,“西僧”形象为其在中国内陆居住提供了方便,但是,最终因僧人的地位低下而中止。西僧形象的终结,反映了传教士初入中国的艰难处境。其次,利玛窦在耶儒文化交流中做了积极地补充与调和,展开了中西方异质文化的对话:阐释儒家经典,使用“科技传教”。“西儒”成为他传教时运用的新形象。第三,利玛窦主动塑造异于中国传统儒生的“畸人”形象,“畸人”形象的核心内涵在于对天人关系、生死观的独特理解,对新儒学所重视的“理”的概念发起挑战。在转变过程中,他积极调和异质文化中共通性与对抗性的部分。最后,利玛窦形象调适的目的在于降低文化交流中产生的冲突。在晚明到清朝的禁教社会环境下,利玛窦的形象成为了被书写的一方。妖魔化书写反应了卫道士在特定语境中的狂热态度,传教士和“科学家”则成为更加普遍的书写形式。总而言之,作为异国文化形象,利玛窦在中国文化场域中经历了自我调适、被解读和被接受的过程,其形象变化的背后,投射出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种种矛盾与冲突,也反映了双方各自的文化心理特征。抛开历史限定的语境,以现代理论的角度剖析利玛窦形象的文化内涵,对当今世界文明互鉴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