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数据已然是各个国际和地区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作为一种独特的信息处理和文本分析技术,文本与数据挖掘（Text and Data Mining,简称TDM）在开发处理数据资源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成为各行各业特别是研究领域知识发现的重要工具。然而,该技术在方便用户生活和提升研究效率的同时,陷入了被指控侵犯作品著作权的法律困境。TDM通常以文本、录音、视频等内容为挖掘对象,其技术特征却又无法使其主动识别并绕开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以避免被指控侵权。并且,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具体条款不包括文本与数据挖掘相关内容,也无法通过各种解释将文本与数据挖掘行为纳入著作权例外的体系中。文本与数据挖掘行为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不但会导致研究人员因害怕承担侵权风险或难以支付逐一授权成本而放弃应用TDM技术,也会导致涉文本与数据挖掘的司法案件缺乏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这是我国著作权法在应对新时代技术与版权的冲突中显现出的缺陷和不足。因此本文旨在探讨文本与数据挖掘著作权合理使用相关问题,试图澄清文本与数据挖掘的合理使用本质、明确其正当性,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文本与数据挖掘合理使用制度的构建提出建议。第一章立足我国著作权制度和现实问题,表明我国具有在著作权法中引入TDM版权例外的必要性,但目前仍存在着对文本与数据挖掘法律属性的认识分歧、引入TDM版权例外的路径及其具体构成条件的争议。第二章通过著作权法理本质、域外几个典型国家于立法或司法实践中采取的应对模式及其理论依据、相关背景,论证文本与数据挖掘构成合理使用的正当性。第三章则结合域外经验探讨了构建文本与数据挖掘合理使用制度所应考虑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目的、客体以及行为方式等。第四章得出结论我国应当抓住《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修改的契机,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单独增设TDM版权例外条文;论文给出具体的设计条款,在规范设计上:主体不做限定;必须出于“科学研究目的”;客体限定为“合法获取的已发表作品”;行为方式为必要的复制和分析,但不得将复制品公开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