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经历了两次启蒙高潮:一次是“五四”运动前后,一次是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之初。1957年,许多“右派”被下放到农村和偏僻地区接受“改造”。他们遭受“非人”对待,身体和精神都面临巨大压力,使他们的人生接近“炼狱”。笔者试着运用弗洛伊德理论,以及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拂去那段历史的尘埃,尽可能地还原出作家试图表达的时代,而对其进行反思。力图使现代人对那段历史有所认识,分析那个时代给许多知识分子造成的痛苦,分析那段历史的“荒谬性”,以及那些后来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某些理想化的女性形象。笔者同时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运用“文本细读法”,通过对比、分析、归纳,以及借鉴别人的一些成果,对张贤亮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再审视。张贤亮笔下的女性形象,虽然具有伟大的“母性”光环,但叙事角色的限制又让她们历尽“劫难”,缺乏“主体性”,充当起性的解困和物质的供应者角色。她们的没有主体性,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文学既有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同时也有教育功能。作品中主人公对命运不屈服,抱着对苦难超越的坚强信心,是对“命运感”最好的实践和认知。“命运感”尤其对现代“富而不贵、贫而不清”的社会空气是一种涤荡,对许多依然“生活在别处”的人是一种启示,更是一剂治疗所谓“精神贫血症”的良方。当去除张贤亮笔下的一些政治因素,还原到对人类本真的理解时,他的文章超越了时代,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