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者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还只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事情，且多以宏观视角围绕主流意识形态来进行。而从微观或站在某一社会阶层角度对群体意识形态进行切片削析到目前为止尚无先例。如此一来，对中国农民意识形态问题进行研究就成为一个具有开拓性的课题。本文通过以一个村庄为个案来透视中国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状况。这个村庄就是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方咀乡的鸡鸣河村。本研究考察了鸡鸣河村一百余年的历史，并把这一百余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段，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本研究是用微观方法研究意识形态的尝试，也是把农民意识形态单独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进行研究的尝试，同时也是一次单独研究中国某一群体意识形态的尝试，因此本研究运用了“合作社模式”的民族志“深描”和以个人为中心的民族志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本研究中，笔者有较为充分的把握作出这样的假发：在农民意识形态变迁过程中，国家起了主导性的作用；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既是一种建构过程，也是一种解构过程；农民主体地位在变迁过程中从空场中出场。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范式：农民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变迁与统治阶级或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推行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型塑和传播是统治阶级或国家进行政权建设的一部分，型塑与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型塑者为了获取被型塑者的思想权与行动控制权。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作为单个个体的人都是多种意识形态的混合体，正如阿尔都塞所言：“人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动物(man is an ideological animal by nature)”。人一出生就处于多种意识形态的缠绕中，如此一来，被型塑者往往也会遵循先入为主的规则，有时也会根据自己的先赋性图式或后发性预期来决定自己的意识形态取舍。由于作为型塑者的统治阶级或国家与被型塑者之间的认同往往不会很快形成，因此作为型塑者的统治阶级或国家必然会通过多种方式来协助传播和输出。从历史上看，统治阶级或国家型塑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主要采用两种推动变式：一种是强迫性推动，另一种是诱致性推动。所谓强迫性推动是在被型塑者无选择、不情愿的情况下的推动；所谓诱致性推动是在被型塑者有一定选择情况下的推动。而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接受主要采用三种方式：阻抗性接受，适应性接受，迟滞性接受。在论证过程中，有一个大前提是不须证验的：统治阶级或国家所型塑和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发生了变迁。而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变迁究竟会不会引起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这是一个需要证实或证伪的关键问题。由于意识形态是一个十分形而上的东西，它看不见、摸不着，它一般深藏在行动者的内心深处，因此，这就给我的证实或证伪过程带来极大困难，这也使本研究成为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这里，笔者就引进了一个新的变量来帮助证实或证伪：持续的共同行动。如果农民的持续的共同行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之间有某种对应关系，那么，就可以对本研究的中心假设进行证实。如果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农民的持续的共同行动只有一种路径依赖，那么就说明农民的持续的共同行动与变迁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对应关系，从而就可证伪本研究的中心假设。对于两个附加假设的证实或证伪情况是这样的：由于第一个附加假设是与中心假设一脉相承的，因此对于中心假设能证实，也就能证实第一个附加假设；对中心假没能证伪，也就能证伪第一个附加假设。对于第二个附加假设的证实或证伪，笔者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以陈独秀的一个著名论断为预设前提。陈独秀认为，传统的中国人是无主体性的，也就是说传统的中国人的主体性是空场的。要证实或证伪第二个附加假设，就要看农民群体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有没有与国家或地方在利益的分割上形成过博弈的关系?如果有，那么就可以证实本研究的第二个附加假设；如果完全没有形成一种博弈关系，那么就只能证伪第二个附加假设。通过考察，本文证实了上述的三个假设：第一，鸡鸣河村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变迁；第二，鸡鸣河村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是一种解构与建构并置的变迁；第三，鸡鸣河村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是农民的主体自我由空场到出场的过程。同时还讨论了农民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和转型期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的关系。最后还就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