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与人类共生，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人类都不乏合作精神，作为合作精神外在表现的合作行为也处处可见。当前社会有目的、有意识的合作行为越来越多，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协调以及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等问题，是合作在微观、宏观和全球视野上的广泛作用。 合作经济活动的实践在一方面证明了合作比不合作好，合作可以产生1+1大于2的合作利益，但合作经济实践在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合作不一定产生1+1大于2的合作利益。关于这一点以个体主义方法来研究合作经济活动的经济学不能给予很好解释，这就给合作经济理论发展留下了一个较大研究空间。 本文从利益的视角重新审视合作行为、重新界定了合作经济组织，提出合作的本质是合作利益，并尝试构建合作利益理论框架系统地分析合作利益的特征、类型、效应和影响因素，进而从理论上探讨合作利益的实现条件和增进机制。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合作利益思想为基础，借鉴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与博弈论的合理部分，结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围绕合作程度和合作效率这两个合作利益的核心因素，对合作利益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 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导论。主要是阐述本文问题提出的现实背景、研究意义、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基本结构与主要观点等。 第二章合作本质是合作利益。主要是从质、历史和量的角度论证合作的本质就是合作利益。 第三章合作利益的理论渊源。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探寻合作利益思想，为合作利益理论研究夯实理论基础。 第四章合作利益理论。主要是在对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人”的分析基础上，借鉴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新“经济人”的探讨，引入了合作利益理论的研究前提——合作“经济人”；从利益的视角对合作进行解读、界定合作(经济)组织，按照利益理论给出了合作利益的概念，并对其内涵、特征、类型与效应进行分析；然后在合作利益影响因素基础上分析对合作利益测量进行探讨。 第五章合作利益的实现和合作利益陷阱。主要是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出发，探寻合作利益内在规律。 第六章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与合作利益的历史考察。主要是运用本文构建的合作利益理论框架对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合作利益进行历史考察。 本文对合作利益理论主要作了如下新的探索。 第一、提出了合作“经济人”的新经济人理念。 传统合作理论的研究前提是西方“经济人”假设，而这种孤立的、单个的经济主体假设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从“经济人”假设出发，人们得出合作是理性选择的一种结果(黄少安，2000)。因为“经济人”假说本身就包含了行为选择的理性化，所以当人们选择合作时，合作就一定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但是，在博弈论的解释中，为什么当出现“囚犯困境”时，“经济人” 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的理性选择总是不合作，尽管合作的利益要远远大于不合作的利益。这种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是否就一定意味着人们不会选择合作昵?事实表明并非如此。阿马蒂亚·森明确指出，“最近几年，有关研究表明，在有限重复的‘囚徒的困境’博弈中，合作行为是普遍存在的。”显然传统“经济人”假设无法对合作行为进行合理解释。即使博弈论在这方面向前走了一大步，不过，博弈论的考察对象仍然是有限的个体，其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目前的水平上，博弈论仍不能对无数参与方和多个方案情况下的个体理性问题作出精确的分析。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进行了科学的分析。马克思所抽象的资本人格化、雇佣劳动人格化、商品人格化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经济人”并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代表了经济主体的本质特征。但是马克思所主张的主要从生产领域把握经济关系的观点，局限了其对这一概念的扩展。马克思的集体主义方法有效地解决了社会意识产生与发展、个体利益决定机制、个体行为性质、认知能力有限的原因、动机形成与发展的根源，但是，从个体自由解释社会宏观总量方面，马克思显然还做的不够细致与深入，这是马克思专注于生产领域，没有注重交换领域中的个体观念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本文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关系人”的分析，借鉴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经济人”的有关研究，提出了作为合作利益理论基础的合作“经济人”理念，超越了个体主义的“经济人”概念。在本文中，合作“经济人”，是具有合作意识，并通过合作组织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新“经济人”。 第二、提出了合作的本质是合作利益，并从利益的角度对合作行为进行重新审视。 合作的本质是合作利益。合作本质上存在差别，会导致不同的合作利益和处理合作实践问题的方法。合作的本质和研究核心应是合作利益，是作者尝试从利益高度透视合作获得的一个与众不同的认识和结论。 合作利益指合作主体通过事先达成的各种合作契约组织生产或者其它的经济活动获得大于单个合作主体单干所产生的收益总和的余额，或者说，合作利益是合作纯收益大于不合作纯收益的那部分收益。 合作并不一定能获得合作利益。合作，特别是合作组织有目的、有意识的合作行为，其合作利益与合作程度、合作效率相关。合作利益受合作经济组织所处社会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的制约，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决定了合作程度的高低，其表现为合作组织的组织形式、内部制度安排是否符合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的要求；在任何历史阶段，合作利益的实现都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合作利益实现存在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是合作组织内、外各种因素的有机组合，合作利益可能为正，可能为负。影响合作利益的因素很多，我们主要考察了合作组织内、外各影响因素：合作的物质资源情况、合作主体情况、内部合作制度安排、技术水平以及合作组织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一般地，合作程度越高，合作效率也越高，合作利益也越高；但是合作程度越高，合作效率并不一定越高，合作利益呈现负效应。合作利益实现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合作利益决定于合作组织的合作程度与合作效率的组合效果。在各种因素有机组合下，合作利益实现往往可能陷入合作利益陷阱。 第四、通过对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历史考察，提出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应该分层次、分区域、多样化发展。 通过对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历史考察，我们验证了本文主要观点： 1、合作不一定能够获得合作利益。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说明了合作不一定能够获得合作利益，在合作化运动初期，合作利益呈现正效应，此后，合作利益呈现出负效应，这验证了合作不一定能够获得合作利益，合作利益实现需要满足一定的约束条件。 2、合作利益决定于合作程度与合作效率。我国农村合作合作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合作程度越高，合作效率未必越高，更不意味着合作利益为正效应或合作利益越高。在合作化初期，合作程度提高，合作利益增加，但随着合作程度进一步提高，特别是进入人民公社阶段合作利益就呈现出与合作程度相反的变动趋势。家庭承包制条件下，合作程度很低，合作效率却很高，农民利益得到提升。这都验证了合作利益不仅取决于合作程度，还取决于合作效率，是合作程度与合作效率的综合效果。 3、合作利益是合作组织内、外影响因素有机组合的效果。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合作利益是合作组织内、外各影响因素有机组合的效果。合作利益决定于合作程度与合作效率，合作程度与合作效率是合作组织内、外因素的有机组合的效果，即合作利益具有内在客观的规律。并认为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应当在家庭承包制长期化、农村科学技术创新与合作组织内部制度建设加强的前提下，坚持分层次、分区域、多样化的发展原则。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应当坚持家庭承包制。 合作利益是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新领域，由于作者的能力与精力难以获得一个圆满的理论成果，文章中的不足与缺憾在所难免。 1、合作利益理论框架仍不尽完善。由于合作利益研究没有一个成型的理论可以借鉴，仅有散见于经济理论体系当中的一些相关的思想资料工作予以挖掘和系统整理，并作为本论文的理论基础。因此，当作者尝试构建以新的理论框，并运用它对中国农村合作经济作有益探索时显得十分艰难，在付出全部的精力研究之后，仍无法获得一个严整的合作利益理论体系。 2、合作利益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的力度还不够。尽管利用利益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方法透析合作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对合作利益与实践的一些新认识，但是，利益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创新，因此，本文虽然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利益方法论原则，并将其拓展和应用到合作领域方面有所尝试，但深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创新不够。 3、更贴近合作利益实践的探索还很不足。虽然运用合作利益理论框架对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合作利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由于个人实践经验和文章篇幅的局限，还有许多时间领域没有涉猎或涉猎程度不够，这些有待于日后继续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