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是传播人类文化，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工具。要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演变，出版业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面。学界过往对近代出版企业的研究中，集中关注其所承担的启蒙功能，因而以“文化”立身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多受研究者青睐，而像世界书局这样在商业上拥有突出表现的出版企业则鲜有人问津。 一手创办世界书局的沈知方，自小在书业摸爬滚打。浸淫于上海近代浓厚的商业氛围中，练就了他一付投机钻营、精明大胆的头脑。他锐意进取，白手起家，通过迎合市民口味的出版路线，无所不用其极的竞争手段，短短时间内令势单力薄的世界书局在出版界异军突起。随后他又及时转型，涉足竞争激烈的教科书出版市场，以提升质量和形象的努力谋求长远发展。沈知方凭借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商人的手腕，带领世界书局不仅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两面央击中生存下来，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初成长为全国仅次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第三大出版企业，被誉为出版界一大神话。但沈知方在勃勃雄心的驱动下，盲目追求资金积累，反受时势变化所累，导致世界书局在兴盛之际急转直下，陷入经济危机，最终易手他人，其宏图大志终成泡影。 沈知方不同于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投身出版业禀持着教育救国、文化救国的理想。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商人出版家，沈知方的经营目的直指获利，因而得以抛开“义”与“利”的矛盾，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来取得成功，创造出辉煌的商业成绩。但他投机的商人个性也一定程度上为他的失败埋下了隐患。 沈知方的从业动机和一些恶性的竞争手段或许不值得称道，但世界书局的个案却为我们展示了中国近代出版业和出版家从传统书业走向现代出版业，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手段完成近代中国出版业转型的过程。这种商业出版企业的出现，也进一步刺激了近代出版业的竞争，加快了中国出版业近代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其在出版物上的实践客观上丰富了近代文化市场的多样性，推动了教育普及，为近代文化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通过世界书局的历史，思考出版企业如何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对于今同的出版业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