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指示语成为语用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被称为狭义语用学。社交指示语是指示语中最重要的内容。它表明人们日常交际中的宾主关系，凸显出交际双方的相对地位，映射出不同的文化。《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朵奇葩，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红楼梦》塑造了448位形象各异的人物。他们之间男女有别，长幼有序，尊卑亲疏不错规矩。在维系这种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宦家族秩序中，社交指示的作用非同小可。 本文首先讨论了英汉社交指示语及其文化含义的异同，分析了形成这种差异的民族文化因素。然后，统计分析了《红楼梦》中出现的所有社交称谓及出现频率，并将杨宪益和David Hawks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从两个译者对这些高频出现的社交指示语的处理的异同中，挖掘出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因素。本文所引用的例子和所提供的数据完全来自《红楼梦》。 本文认为，中西社会发展的进程不同，故而英汉社交指示语也蕴涵着迥异的文化。东方的社交礼仪称谓非常复杂繁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的社交礼仪称谓。它不仅有庞杂发达的亲属称谓系统，还有尊人卑己的敬称和谦称系统。这一方面体现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家国同构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以和为贵”思想的影响。《红楼梦》中总计出现了406个不同的称谓，其中有大量的敬称，谦称和极为庞杂的亲属称谓。而英语中的社交称谓相当简单，缺少谦称系统，敬称词汇极少，从不使用亲属称谓来作为社交称谓语。不列颠文化发端于古西腊和罗马文化，英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短，便进入了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人们强调自我，张扬个性。而且西方以核心家庭为主，亲属关系淡漠。只有父了母女之间的关系比较清楚，其余的关系都非常笼统而含糊。因此，笔者认为，中英社交指示的差异与各自的历史文化渊源之别有着致密的关系。 《红楼梦》的两位译者因接受不同文化的洗礼，文化归属感各不相同，翻译的目的也小尽相同，在社交指示语的译法上尤为明显。在谦称的翻译上，二者均采取了回避的策略以符合译入语读者的习惯。而在敬称的翻译上，杨译为传播中华文化，基本上采取异化的策略，霍译则主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而尽量采用归化的方法。在亲属称谓的翻译上，杨宪益因为极为熟习中国复杂的亲属关系，其翻译较为简略;霍克斯则认为西方读者难以了然其间的复杂关系而在其译文中尽量加注予以阐释说明。 作者认为，社交指示语的运用是交际者身份、地位、修养和素质在交际场合的心里再现。它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权势性和社会规约性，更受文化渊源的影lJlnJ。因此，社交指示语的翻译不仅对交际者身份、地位的准确表达至关重要，四且付原作人物形象再现和交际信息的准确传递具有重要意义。就这一点而言，衬交指示语的翻译一方面要考虑源语与译语的文化语境，另一方面要考虑到社交指示语的社会规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