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转向”是国际关系学者力图弥补结构和施动者二元分野的努力。自2000年以来,国际关系领域出现了一批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北美学者,他们以社会实践为视角,借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来研究国际政治的不同领域,为国际政治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路径。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互联互通随即成为国内的热点研究问题。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互联互通的意义及其目的,很少有文章涉及中国与他国开展互联互通动因的研究。文章受到国际关系研究“实践转向”的影响,从实践理论的视角出发,借助布迪厄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惯习,用以分析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展互联互通的动因。根据北京大学发布的“五通指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大板块的得分)报告显示,东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与中国互联互通程度最高的地区。但东南亚国家对以“互联互通”为经络的“一带一路”倡议反应各异。为了使研究更具代表性和可操作性,本文以“威胁感”和“对经济关系的预期”为标准,将东南亚国家划分为“不安全-消极经济预期”、“安全-积极经济预期”以及“不安全-积极经济预期、安全-消极经济预期”三类国家,并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越南、柬埔寨和新加坡三个国家进行分析。在梳理了越南、柬埔寨和新加坡同中国互联互通的现状后,结合三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历史沿革,概括出其对华外交惯习。通过对越南、柬埔寨和新加坡三国对华外交惯习的分析可发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对外战略与政策实践是双方开展互联互通合作的决定性因素。在以往研究中,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开展互联互通一般是被当做新版“马歇尔计划”或被想象成中国的地缘政治手段,大多研究都无法摆脱结构的影响,都表现出明显的二元对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自身的能动性和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惯习被忽略。文章试图探索行为体自身的能动性对结构的影响,以期些许弥补结构和施动者间的二元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