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被日渐重视,“绿色制造”已然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企业生态创新意在减少企业生产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由此,企业生态创新俨然已成为实现“绿色制造”的重要内容。制造业供应链企业开展生态创新活动需要其他节点企业的合作,而企业间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则会阻碍生态创新的有效实施,依靠供应链治理机制的实施来抑制机会主义风险,对于推进企业生态创新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上述背景,定位于广西制造业供应链,本文在核心企业作为治理主体实施供应链治理机制进而影响其上下游节点企业生态创新行为的核心逻辑的基础上,搭建起基于供应链契约治理、关系治理的供应链治理机制,对基于管理、工艺、产品维度的生态创新行为影响的理论假设,同时探究了来自政府的规制压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供应链契约治理机制对企业生态管理、工艺、产品创新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供应链关系治理机制对企业生态创新行为三个维度同样均存在正向显著影响;此外,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共同实施对企业生态管理创新与生态产品创新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企业生态工艺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关于调节效应,规制压力强度越大,关系治理对企业生态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越显著,契约治理对企业生态管理与产品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也越显著;另外,关于“规制压力强度越大,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共同实施对生态创新三个维度的正向影响越显著”的假设,实证分析发现均不成立。基于此,本文围绕所得结论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并从供应链治理的视角就有效推进广西制造业供应链企业的生态创新实践提出了可参考性的对策。基于以上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将供应链治理与企业生态创新结合起来,基于制造业供应链核心企业实施治理机制来抑制其上下游节点企业实施生态创新过程中潜在的机会主义风险、进而推进节点企业的生态创新实践的逻辑思路,来探析供应链治理机制对企业生态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丰富了供应链治理与生态创新的相关研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