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出版业是一个历史悠久，并且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行业。人们根据地上古籍辅之以地下文物，能够证明成都曾经是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之一。迟至公元8世纪(唐朝初期)，人民群众出于印刷历法和佛经的现实需求，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之后，偏居西南的一些地方政权不遗余力地予以推行，大量印制各种经典和文集，使成都成为当时享有盛誉的出版业中心。这种印刷术后来也得到朝廷的承认，影响越来越大，到两宋时期，官府在成都展开了一系列名存史册的大型雕版印刷活动，使成都的出版业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盛极一时，“蜀本”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精品书籍广为人知的一个称号。宋代成都不仅官刻繁盛，坊刻和家刻也毫不逊色，并且刊刻的书籍数量众多，在版本学上颇有价值。成都出版业在元代和明末清初一度陷于停滞，清朝后期又重新崛起。近代与外省交流的增加和新兴印刷技术的传入，使成都的出版业如虎添翼，发展迅猛。在社会近代化的影响下，成都出版业的行业组织也初露端倪。民国成都出版业的发展与成都人口繁殖和工商业发展、政府的扶持、教育的发展、图书馆的设立、抗战宣传和政府办公的拉动等因素密切相关。笔者认为，民国成都出版业大致可以分为4个时期，即酝酿期(1912—1925年)，发展期(1925—1937年)，鼎盛期(1937—1945年)，衰落期(1945—1949年)。笔者把民国成都出版业的内部企业分为“木书业”、出版企业、印刷企业、发行企业4部分，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成都的“木书业”由于有历史上的传统，加之简便易行，到民国时仍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但其资金薄弱，经营规模较小。成都的出版企业后来居上，发展势头迅猛，一度与重庆和桂林不分上下；但以小型企业和分局居多，资金规模远逊于重庆。成都的印刷企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石印、铅印及胶印一应俱全，一度在川内印刷界居于领先地位；但工人待遇低下，产品无一个客观的质量检验标准。成都的图书发行企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抗战时期一度仅次于重庆；但经营起伏跌宕，忽好忽坏。民国成都出版业的经营各有千秋。“木书业”印制的书籍产量颇巨，占据了民国川省雕版印刷书籍的绝大部分。书籍内容以经典文献为主，尤其是川省学人廖平和刘咸炘等人的学术著作极富有地域特色；同时也包括童蒙教本和医农卜算以及字韵历书、尺牍唱本，其中有的还掺杂封建迷信的内容。成都出版企业的经营具有现代色彩，经营的主体由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这种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依靠募集股票来筹措资金，又具有相当完备的管理和监督机制，比较适宜于近代经济的发展。出版企业还十分注意保护所属版权，出版的书籍以教育、政治和文艺类位列前三甲。成都的印刷企业也是由股份有限公司占据主导地位。印刷企业经常承揽外来印件，但一般都要参与竞价，中标者大都要与用户签订承印合同，双方明确约定承揽印件的各种规格以及购买原料的方法和交货手续，以免纷争。印刷企业在经营中常常互相杀价，恶意竞争，导致利润微薄。图书发行企业以个人独资和无限公司居多，其中古旧书商业的经营尤其富有地域特色；繁荣的新书发行业一般多集中在成都的文化街——祠堂街上，经营方式灵活多样。民国成都出版业的自治组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同业公会，包括“‘木书业’同业公会”、“印刷业同业公会”、“图书教育用品业同业公会”等3个。这些同业公会是按照相关法律，在政府的直接督导下建立起来的，具有比较完备的公会会员入会与出会制度、职员的民主选举及任期制度、会议制度与民主决策制度、经费管理制度等，确保了同业公会的规范性、公开性、民主性。同业公会在维护本行业的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出版业职业工会也是按照相关法律，根据不同的工种建立起来的，管理较为规范有序，主要包括“印刷术铸字业职业工会”、“印刷术排字职业工会”、“印刷术铅机职业工会”、“印刷术装订职业工会”、“印刷术石印职业工会”、“刊刻印钉业职业工会”等6个，为便于管理，后来合并为“成都市印刷职业工会”。这些职业工会能切实维护工人的利益，多次同资方进行谈判，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保证了工人最低的生活水平。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的监管机构种类繁多，政出多门。抗战以前是军人干政，驻守成都的刘文辉24军、邓锡侯28军、田颂尧29军组成“三军联合办事处”，对成都市政府发号施令，命令查禁中共和激进分子出版的书刊，市府然后传达给公安局和社会局等机构去执行。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先后成立了“四川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四川省图书杂志审查处”两个机构，作为川省出版业的专职行政管理机关，同时也负责监督管理成都的出版业，管理力度大大加强。管理的内容包括书刊的原稿送审，印刷后审查，检查书店，审查戏剧和批准上演等等。管理过程中，若发现“违禁书刊”者则予以没收，“屡禁不止”者封店捕人；发现有“不妥”之处的送审稿件时，轻者删改，重者扣压。管理的目的是限制中共的影响，防止中共势力的扩展；管理的结果是钳制了思想，限制了出版自由。抗战胜利后，审查制度废除，管理机构撤销，但成都市又成立了“成都市非常时期取缔反动书刊小组”，照旧延续书刊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