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监护性质体现为监护主体所承载的权利、义务、责任之法律定位,当前围绕成年监护性质具有不同的学理观点,从国家、本人、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视角,成年监护的性质应是权利与职责的统一。权利与职责分别对应“意思自治”与“国家干预”,监护性质与监护法之属性直接相关。成年监护制度从罗马法家长权制度演变而来,早期被视为保护家族利益的“为家之监护”,具有完全的私法属性,随着“从身份到契约”的观念转换,成年监护开始脱离家庭自治的范畴,在近现代“私法公法化”之趋势下,兼有了私法与公法的双重属性,体现了社会法的色彩。当代成年监护制度的社会法趋势愈加浓厚,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各国通过修法进一步促进了成年监护的国家干预,使公权力覆盖了成年监护各机关,呈现出机关全面公法化的特点。此外,为弥补“政府失灵”的缺陷,公权力积极推进社会监护的发展,使成年监护的公法化与社会化之间产生联结,进而形成了公权力主导下的社会化现象。成年监护已转向社会法路径,与之相关的监护与保护法成为老龄化社会的社会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比较法分析可对各国成年监护国家干预体系获得清晰的认知和把握。在该领域,英美法系的公共监护与日本的市民监护具有一定的制度特点,其优势在于通过公权力构建起完善的公共机制弥补了传统监护模式的局限,使成年监护获得了应有的法律效果,体现了顺应社会法趋势的转变。在成年监护体系上,我国与域外存在制度内涵及主体范围上的差异,而作为国家干预机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对监护监督模式的比较可对域外路径选择及其中的公法化倾向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在社会法视域下,我国成年监护制度存在一定的立法缺陷,并在实践环节暴露出现实冲突和矛盾,使被监护人陷于权益受损的风险,表现为:在监护实施层面,国家监护与社会监护存在局限性,且意定监护的社会化实践并不能解决监护人范围受限的根本问题,当前立法中的监护人责任规定亦会对社会监护的推广产生消极影响;而在监护监督方面我国立法则较模糊,未体现监护监督的实质要求,且缺乏明确的公权力监督机制。在学理分析与比较法研究之基础上,可探索出我国成年监护的完善路径。在监护实施层面应首先对国家监护机制予以立法强化,以保障国家监护的实施效果;其次,可以吸收借鉴日本的市民监护制度,在法律中明确公权力主导监护社会化的要旨,并通过规范性文件构建具体实施细则;同时,应对当前监护人责任规定予以修正,将社会监护模式中的归责原则与家庭监护、国家监护作出区分,划归至过错责任范畴;最后,在监护监督之路径选择上,应采用立法预先设立模式明确监督主体并赋予其相应的监督权限,构建特定化分层的公权力监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