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是明初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的得意门生。历史上方孝孺得以重视的原因主要是在明初“靖难之变”中的宁死不屈以及被诛十族的悲惨命运,然而方孝孺亦是明初极其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是继宋濂、刘基等浙东文人之后文坛上极其重要的人物。明清之际对方孝孺的评价可以归结到一个“醇”字上,不仅指的是他在理学思想上对程朱理学的推崇,更多的是强调他的文学思想及其创作,本文即以“醇”字为中心来阐述他的理学思想以及在他醇正理学思想影响下的文学思想及其创作情况。虽然方孝孺被称为“程朱复出”,但是对于朱熹之学并不是完全的复制,他认为朱熹而后,不必要新著,其要在道德的实践,指责一些道学人物侈谈性命而行为不端；主张以小学“养其心志,约其形体”,注重治心悟道,而称朱熹的格物补传为多余；倡导齐家以治国为本,而齐家治国又以《周礼》的宗法典制为“遗典大法”,认为《周礼》可以“经世淑民”,行于今日,主要强调的是理学的实用性。反映到文学思想上则是强调道德实践和理学原则的应用方面,方孝孺十分轻视那些空谈性命义理,而不躬行实践的人。他的散文和政论文创作是最多的也是写的最好的。这一类的文章大到治理国家,小到日常生活包括生活起居以及坐立行走都要符合理学原则。所以本文的重点在于探讨他对于程朱理学的继承和创新之处。在文章的第一部分系统的阐述他的理学思想,以及和他的老师宋濂在理学思想上的异同之处及其原因；第二部分着重介绍理学思想影响下的文学思想及其创作,以及和宋濂文学思想的异同之处；最后一部分主要从散文和诗歌两个部分来介绍方孝孺的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