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公共财政角度研究了我国国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传统理论和文献虽然能够解释我国储蓄率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储蓄率的差异,但是无法解释2000年以来我国高储蓄率的持续上升。将国有企业从“企业部门”中分离出来,与“政府部门”合并为“公共部门”,其储蓄率称为“公共部门储蓄率”,而非国有企业则和居民合并为“私人部门”,其储蓄率称为“私人部门储蓄率”,本文发现公共部门储蓄率不断提高是2000年以来我国储蓄率攀升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国高储蓄率的公共财政假说:中国储蓄率持续高涨,是由政府的赢利性动机和赢利性动机对其公共财政职能产生的挤出效应来推动的,即国有企业在2000年之后盈利能力的改善,使得政府有动机多储蓄来对其进行直接投资,而在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不足。公共支出不足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高储蓄率,即较高的公共储蓄率；另一方,由于政府的公共职能没有较好的发挥出来,居民和非国有企业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也即较高的私人部门储蓄率。这两个方面的综合作用造成了2000年之后我国储蓄率的持续攀升。本文利用我国1996—2006年30个省的面板对以上假说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公共部门储蓄率和私人部门储蓄率与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和政府公共支出占比高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