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审程序作为独立于审级制度以外的特殊救济程序,在人权法治盛行的今天,承担着纠正错误与保护人权的双重职责。“再审不加刑”的规定便是出于保障人权的需求而设计的。基于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各国对于“再审不加刑”的态度和法律表现形式也存在差异化特征。在大陆法系国家,“再审不加刑”被上升到了原则的高度,并且有“相对”与“绝对”之分。其中,相对再审不加刑原则又进一步区分再审程序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与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其目的是为了在司法程序中寻求实体真实和程序正义的平衡,因而只有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有加刑处罚的权能,而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则只为保障被告人权,禁止加刑处罚。绝对再审不加刑原则则高度重视保障人权,绝对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的提出,且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也必须严格遵循不加刑规则。基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英美法系国家并不设置再审制度,而是采用非诉讼程序进行错案纠正,这些非诉讼程序的规定也体现了相应的“不加刑”思想。本文以王某敏故意杀人案为例,对我国“再审不加刑”规定的理解与适用现状进行了具体分析和研究。笔者首先根据学界对本案的不同的观点提炼出争议焦点:我国是否存在再审不加刑原则以及本案再审加刑的判决是否正确。根据争议焦点,笔者进一步解读了焦点所涉及到的相关主要法学理论:程序正义原则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并对再审不加刑原则的内涵进行了详细探讨。笔者还深入比较了各国“再审不加刑”规定的立法现状,得出我国并未确立再审不加刑原则的结论。紧接着,笔者又对本案裁判所依据的司法解释——《刑诉解释》第469条进行了深度解读。本法条规定:“除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通过比较分析和体系解释,理清了司法解释条文中“一般”二字存在的歧义,得出本案加刑判决错误的结论。最后,通过对比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具体适用情况,笔者进一步分析了我国再审程序的立法现状,据此提出了相关完善建议。为弥补再审程序设计的缺陷、统一司法实践适用标准、保障被告人权、维护程序正义和审判既决效力,应当通过立法确立再审不加刑原则,并且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在再审不加刑原则的具体设计上,我们应当摆脱长期以来实体真实主义的羁绊,勇敢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当然,借鉴并不是盲目照搬,必须从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要求出发。本文从重塑再审的启动主体、申诉理由、再审不加刑的适用情形和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完善建议。总之,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中国式”再审不加刑原则不仅仅是接轨国际的体现,更是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解决实践所面临问题的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