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外国文学史写作是五四新文学开始的重要工作，这个工作一直持续下来，成为高校文学教学的组成部分。外国文学史勾勒了外国文学遗产的重要名单。与此同时，期刊和出版活动配合或者偏离着文学史勾勒的外国文学经典范围，但是这三个方面共同生产了中国关于外国文学经典化的最初成果。外国文学经典化建设，服从和服务于新文学开始的思想文化建设，完全可以把这个工作当作中国本土文化发展的重要选择。本文认为，汉语外国文学史表征的外国文学经典化，不仅是对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和描述，而且表现出对特定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的认同，这些观念构成特定文学经验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或知识规范。19世纪一直构成欧洲历史学和实证哲学重要基础的进化历史观念，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成为最重要的认识论和知识规范。所有的知识规范在一定角度上都是普遍认同的价值哲学和认识论范式。同时期的欧洲文学经验已经逐渐偏离了19世纪文学经验的思路和方法，但是中国学者却对同时期的欧洲文学经验保持陌生和冷淡，这个特点来自于中国知识分子对欧洲文学经验的功利选择和对本土问题的积极反映方式。外国文学经典化工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进行特定知识规范的选择、论证与认同，以此作为经典化工作的前提。围绕这一中心论题，本文以外国文学史研究为主，同时兼顾同时期翻译、出版和期刊方面的成果，以此说明文学史经典问题在翻译、出版和期刊上得到怎么的回应：支持或者偏离。从而形成特定时期以外国文学史为轴心的不同经典层面与地平线。为此，本文沿着历时性的方式选择几个重要年份(1919、1949、1979、1999)作为考察的重点，描述外国文学经典工作的变化。整个论文在历时性的结构中共时性地观察翻译、出版和期刊与文学史的关系，探讨它们在形成特定经典谱系的时候经历着怎样的知识规范变更。全部论文包括绪论、结语和四个章节一共六个部分。下面对这几个部分的内容进行大致的描述。绪论部分总体上介绍和描述了将近一个世纪外国文学史的经典建设，提出论文的主要问题和研究方法，以及不同时代的研究特点和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研究意义等问题。第一章详细考察了1919年开始的外国文学史写作，描述和论证了以此为起点到共和国成立之前外国文学史写作和研究的几个特点：第一，把进化论式的历史观念作为理解、描述和解释欧洲文学经验的重要阐释范式；第二，与进化的时间秩序相平行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念，可以说明在欧洲不断高涨的对人本的关注与意识，对人、个体、族类本质的关注，是进化的历史秩序的重要内涵，先进的欧洲文学经验正好生动地表征关于人、人性、人本观念的进化与丰富；第三，写实主义对社会历史的批判，表征着文学对于历史和人性的责任，同时，写实主义之所以是进步的文学艺术观念，是由于这种艺术观念保持着对于进化论的时间哲学的透明性。在这个意义上，写实主义更加靠近19世纪中叶欧洲历史哲学的解释角度和方法。总之，20世纪40年代之前汉语外国文学史所提供的欧洲文学经验的几个关键词：进化论、人道主义和写实主义。第四，在具体写作方法上，汉语外国文学史更加重视发生在欧洲的重要文化和文学事件，通过这些事件的详细解释，说明文学经验和别的的经验在进化上的同步性。同时期的翻译和出版积极地支持了文学史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基本价值观念，期刊也参与并支持了文学史中的一些基本信念。这些基本信念可以概括为两个要点：新的历史视野(世界历史一体化和进化规律的普范性)，新的文学和人学观念。第二章主要考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的外国文学经典化工作。这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整个文革阶段。中国有计划地翻译了苏联学者的外国文学史著作、俄罗斯文学史著作和苏联文学史著作。结论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是真正正确的历史观念，具有有效地解释一切现象的普范性，文学经验都是对这个历史观念的反映和表征；反之，如果能够很好地解释反映在文学经验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就能够真正深刻地理解和解释文学如何成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文学观念上的变革主要表现为现实主义一批判现实主义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相互联结和批判提高。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构成当时文学史和文学研究的重要选择和阐释方法。苏联的外国文学史或者苏联文学史著作都接受、认同唯物史观这样的认识论，把这个认识论范式作为观察、建构文学经验的重要基础。这个时期对俄语作品的翻译数量巨大，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和介绍都寻求对文学史知识规范的支持和靠拢，以此作为文学史作家和文学史之外作家合法化的重要途径。在这个阶段，文学史经典和出版、期刊提供的不同经典的关系像同心圆和不断扩散的边界。从1979年到1999年，是中国外国文学经典化最重要的阶段。第三章主要描述了现代主义文学经验在外国文学史中的出现和合法化过程，提出两个重要观点：第一、现代主义经验出现和扩大构成文学史重写或者经典地平线变化的重要内容；第二、现代主义合法化在80年代正好契合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社会化情绪，对现代主义的接受类似于西方学界对现代主义的接受过程，这些都是历史相对主义怀疑总体论历史哲学的产物。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现代主义的合法化首先来自于对现代主义文学经验提供的带有分散性和主观性的认识论角度肯定或者批判。所以在这一章里面不仅考察现代主义在文学史中的空间问题，和期刊、翻译提供的现代主义代表作问题，而且简要考察现代主义在30年代末在西方的合法化过程。第四章主要考察外国文学史如何完成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限定和再塑造。通过这种“再塑造”，让更为宽容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给更多的文学经验敞开大门。用更具有弹性的“20世纪现实主义”描述发生在20世纪的欧美文学经验，描述了和现代主义平行的文学经验，这个文学经验和现代主义不是相互挤兑的，而是相互渗透和包容的关系。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则竭力反对、排斥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正当性。这方面的变革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得以完成。现代主义和更具包容性的20世纪现实主义成为汉语外国文学史完全认同的知识与观念。90年代初期出版界经历着重大的变局，出版行为开始在出版社的利润与读者的需求之间游荡，出于利益驱动，出版机构更加看重读者的消费和要求。在这个时段，没有哪一种历史观念或者文学观念真正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了，文学史重新书写的呼声和实践都在肯定阅读经验的合法性。在文学史重新书写、翻译和出版、读者市场之间正在形成新的更为开阔的外国文学经典，这些都致力于反抗国家意识形态对知识和控制和经典的限制。80年代末出现的“重写文学史”表征着从知识到价值的深刻自觉。历史叙事在社会发生动荡的时候，往往成为最显赫的文体，因为，历史叙事能够提供对现实更大程度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