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家禽养殖产业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凸显出日益严重的问题，尤其是自2003年全球爆发禽流感疫情后，家禽养殖面临的风险变数越来越大，养殖户除了应对多变的市场风险外，还要应对日益普遍性和复杂化的疫病风险。由于家禽疫病造成的经济损失已成为养殖生产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政策性家禽保险的提出是为了转移分散养殖风险、分摊经济损失，是政府支农惠农的“绿箱政策”。　　 国外学者研究表明，任何农业保险制度都会对农户的农业生产决策产生影响，包括影响农户化学要素施用决策进而影响农业生产(Leathers and Quiggin，1991)。家禽保险制度作为农业保险制度中的一种其实施可能促使养殖户养殖行为向着利于家禽养殖发展的方向改变，也可能促使养殖户增加养殖风险行为，向着不利于养殖发展的方向改变。那么，我国现行家禽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养殖户不同投保决策下养殖行为是否存在差异，保险制度中是否存在比较严重的道德风险？与此同时，由于目前对政策性家禽保险这项课题的研究不多，还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家禽保险政策业务开展的区域有限，且试点区养殖户保险的参保热情较低，保险经营依赖的大数法则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基于此，本文以浙江省建德市蛋鸡规模养殖户为研究对象，依据实地调研数据，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对不同投保决策下养殖行为间的差异进行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养殖户疫病防控要素投入决策与投保决策间的关系，探求现行保险制度对养殖行为的影响，最后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探讨不同保障水平下规模养殖户对家禽保险支付意愿大小，厘清影响保费支付意愿的因素，利用政策可以提高养殖户支付意愿，就可以在参保率既定的情况下降低政府的补贴成本。　　 本文的主要结论有:　　 (1)养殖户的投保决策对其在疫苗使用数量、养殖场清洁打扫及消毒时间间隔上影响不显著，对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建设影响显著。总体来说，参与保险的养殖户不会因为有了保险赔付而减少疫苗使用数量，其对养殖场的清洁打扫及消毒情况较未参与保险的养殖户好;生物安全体系建设程度也更高。　　 (2)家禽保险投保决策对养殖户疫病防控要素投入决策影响方向为负，购买保险的养殖户倾向于使用更少的疫病防控要素，但该结论并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在现行“低保障、低理赔”的条款下，养殖户的道德风险不严重，养殖户参与保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预防大灾之年的严重损失，通过改变养殖行为、减少疫病防控要素投入等方式进而增加养殖风险来获取保险理赔的动机较小。　　 (3)保障水平太低、免赔额过高参加保险不合算、自己能抵御风险是养殖户不投保最主要的三个原因。通过设计合理的保险免赔额，适当提高保障水平能提高养殖户的参保热情。　　 (4)养殖户对家禽保险的支付水平主要受养殖户对鸡只疫病的预防与控制能力、家禽保险重要性认知程度、购买其它保险数量、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建设程度、养殖收入占比、养殖年限等因素的影响，除了对鸡只疫病的防控能力对支付水平影响为负外，其它因素对支付意愿有正向影响。在保额为20元/羽情况下，养殖户支付意愿的中位值为0.343元，置信区间在0.188元与0.572之间;在保额为30元/羽的情况下，支付意愿中位值为0.468元，置信区间在0.283元与0.699元之间。　　 (5)本文在养殖户自愿支付的基础上衡量政府对家禽保险的补贴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在现行保险条款下，如果政府不给予补贴，养殖户的投保率只有7.92％;如果政府给予50％的保费补贴，投保率也不足半，只有37.91％;而要达到50％以上的投保率，政府的补贴水平应在65％以上。当保障水平提高到保额为30元/羽时，在政府不补贴的情况下，只有5.42％的养殖户能接受1.5元/羽的保费，要提高投保率，必须依赖政府保费补贴。当保费补贴水平至现行政策65％的水平时，投保率才能过半达到57.92％。总之，政府保费补贴政策应与养殖户的投保率结合，不同的补贴水平导致不同的投保率，随着补贴水平的提高，投保率相应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