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涌现与不断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渐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人类步入数字经济时代。当前,世界疫情形势严峻,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数字经济在疫情防控、实体经济复工复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不仅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而且也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这一兼具活力和创新力的新经济形态已成为当前的热点。在2020年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强化对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一要求也被明确提出。数字经济浪潮的兴起也为消费市场带来变革,新模式和新业态的不断涌现,驱动了消费升级,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在不断变化的现实环境以及相关政策的驱动之下,作为数字经济下重要的微观表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融合了大量先进的数字科技,是企业抢占竞争制高点、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因此,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也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由于目前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整体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有超过半数的企业具备了较为清晰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但同时仍有将近40%的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重点领域、技术路线、资源投入等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使得数字赋能企业发展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思考如何在新一代数字科技的渗透下,驱动企业绩效提升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企业的融资、投资与经营活动关乎其可持续发展,融资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难题,限制了企业绩效提升,有效的投资以及费用粘性也是影响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目前鲜见有文献确切地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外部融资、投资效率以及费用粘性结合起来。企业数字化转型给外界释放了积极的信号,这将会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绩效呢?这不仅需要理论的回答,也需要结合中国制度背景和最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研究选取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从企业融资活动、投资活动和经营活动角度切入,以考察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的主要问题是:（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成为缓解企业与外部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枢纽?有利于减少融资成本?增加融资规模?增加信用贷款?（2）数字化转型能否帮助提升企业的内部治理和管理决策水平,缓解信息不对称,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是否存在非对称影响?（3）数字化转型能否减少管理层“构建帝国”等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抑制费用粘性?又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何种影响?最后,文章结合我国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和主要研究结论,分别从政策制定机构、投资者、上市公司以及资本市场完善四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制定、提升投资者决策的效率和效果、帮助上市公司数字化释放潜能推动其持续性发展、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全方位的监管体系,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有:第一,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资的影响的研究中,分别从债务融资规模、债务融资成本、股权融资成本、信用贷款几个维度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与债务融资显著正相关,即数字化转型能有效降低企业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改善公司的融资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债务融资的关系会受到公司特征与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当公司所处环境金融市场化程度更高、股权越分散、信息环境越好时,数字化转型对提升债务融资的作用越明显。在更换债务融资的衡量指标、考虑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内生性问题后,发现结论仍保持不变。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分析师关注度影响企业的债务融资。（2）数字化转型对融资成本的实证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与债务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与股权融资成本也是显著负相关。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与外部融资成本的关系还会受到企业特征与外部治理因素的影响,金融市场化程度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二者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与债务融资成本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企业中负相关关系更显著。在改变融资成本的衡量方法、考虑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内生性问题后,发现数字化转型仍能降低外部融资成本。（3）有关数字化转型对信用贷款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信用贷款显著正相关,说明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信息处理与传递的效率,有利于缓解企业与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信用贷款。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与信用贷款在国有企业和审计质量高的企业中正相关关系更显著,在更换信用贷款的衡量指标、考虑金融危机和股灾的影响以及进行DID检验后,发现数字化转型仍能促进信用贷款融资,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影响企业的信用贷款。第二,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影响的研究中,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规模以及投资效率均显著正相关,即数字化转型会显著提升企业的投资规模与投资效率。数字化转型与投资效率的关系会受到公司特征的影响,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对两者的关系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当企业代理成本越小、融资约束越低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越显著。将投资效率区分为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个维度后,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过度投资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但会显著抑制投资不足,现金充裕度对数字化转型与投资不足间的关系有负向的调节作用,但对数字化转型与过度投资间的关系调节作用不显著,即数字化转型对投资不足的改善在现金缺乏的企业中更明显,因为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降低企业与市场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获得外部融资,提升投资效率。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是通过提升财务稳定性和降低融资成本来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第三,在数字化转型对经营绩效影响的研究中,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费用粘性显著负相关,即数字化转型会显著抑制费用粘性。数字化转型与费用粘性的关系会受到公司特征的影响,产权性质对两者的关系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而代理成本对两者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当企业代理成本越小、为国有企业时,数字化转型对费用粘性的作用越显著。机制检验发现,费用粘性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中引入有调节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后,检验发现管理者能力在数字化转型对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中发挥正向的调节作用,即管理层能力越强时,数字化转型经费用粘性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推进作用会得到显著加强。总体来看,上述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会对企业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第一,研究视角新颖,与已有文献集中在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研究不同,本文把关注点放在企业的经营行为上,创新地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的融资活动、投资活动与经营活动纳入到分析框架内,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不同方面的影响,为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文献提供一个新颖的研究视角。第二,本文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融资、投资效率以及费用粘性相结合进行研究,并基于企业特征和外部环境等层面进行异质性检验。本文的研究打开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融资、投资、以及经营绩效之间机制的“黑匣子”,为解释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本文的研究加深了数字科技应用影响企业经营行为的认识,以往研究大多从宏观政策、高管特征、外部监督等角度考察对企业融资、投资与经营绩效的影响,而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融资、投资以及经营绩效间的关系关注不足。本文的研究创新性地发现了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信用贷款、提升投资效率与经营绩效,为数字技术应用影响企业行为方面提供来自转型国家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为政府制定政策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投资者的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