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自救行为的历史属性以及现实基础,从历史到现实的脉络中,可以感受自救行为的客观存在。然而,存在就意味着合理吗?自救行为作为公民依凭私力实施的权利救济,从形式上看,体现了国家追求的秩序与公民崇尚的自由之间的冲突,也充斥着自救行为人与侵害人之间权利的对抗。尽管如此,国家不能也不可能完全禁止公民选择自救。因为在公力救济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刻,再否定私力救济,意味着公民的权利无法保障,显然违背正义。同时,面对私力救济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与冲突,通过法律权衡利益,科学、合理的设计自救行为正当化的成立条件,将其控制在与法秩序和谐的范围内。如此一来,一方面可以弥补公力救济的真空地带,维护法治秩序,实现公民权利保障;另一方面,发挥法律的指导性功能,使公民明晰自救行为正当性的界限,对选择的行为有合理预期,以防止权利的滥用。纳入到刑法视野的自救行为,往往表现为一种侵害性,形式上符合某种犯罪构成。但从实质违法的角度,法益保护说辅之社会相当说可以诠释其正当性根据。自救行为实施的前提条件是权利按照法律程序等待国家机关的救助,就不可能恢复或者显著难以恢复时。行为人客观上采取的自救手段须具有必要性和相当性。主观上要有自救意图。为适应现实需要,救济之权利,亦应包括他人权利与公共利益。写作本文,希望一是可以为自救行为的成立条件的立法选择和制度安排提供明确的理论支持;二是为司法实务对于自救行为性质的认定,提供可操作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