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侵权责任法》明确将受害人故意作为免除行为人侵权责任的一类事由。而对于受害人故意的内涵,实务界与学界一直鲜有探讨,这直接导致该事由在适用上的失范。部分案件中,受害人无视危险与警示劝阻,我行我素,最终遭受损害,已尽到注意义务的行为人却仍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此裁判显然有违公平正义。作为免责事由的受害人故意,仅指直接故意,还是也包括间接故意?回答这一问题,诚有必要。笔者经研究认为,《侵权责任法》过错责任下的受害人故意应仅指直接故意;而无过错责任下(第70-73条,第78条)的受害人故意则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此外,司法实务中,受害人故意的适用范围有限,难以涵盖所有应当免除行为人责任的情形。应当借鉴比较法上的可取制度完善基于受害人的免责事由体系,从而更好发挥《侵权责任法》的功能。通过梳理立法沿革,笔者发现,我国立法界对于受害人故意这一免责事由的态度基调偏于保守,这决定了在解读《侵权责任法》过错责任下的受害人故意时,应秉持审慎、谦抑的态度。因此,过错责任下的受害人故意应认定为仅指直接故意。因果关系领域的研究同样支持该结论。在行为人具有过错时,受害人间接故意尚未达到阻断行为人与损害间因果关系的异常程度。这一方面是因人的有限理性使得受害人间接故意在现实中较为多见,若因此而免除行为人责任将违背法律保护弱者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在许多案件中,行为人的过错恰恰是受害人间接故意的诱因,二者的因果联系具有普遍性。所以过错责任下的受害人故意应仅指直接故意。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也印证了前述结论。当受害人对损害发生具有直接故意时,原被告避免损害的成本差异悬殊,令受害人独立承担事故责任能最有效率地避免损害。而在受害人间接故意的情形,则应根据比较过失分配责任。当研究视角上升到法政策高度,结论依据更加充分:当行为人具有过错时,仅有受害人直接故意可以免责才能为民众的朴素正义所接受。无过错责任下(第70-73条,第78条),作为归责理论基础的危险控制理论认为行为人承担该类责任的合理性在于其相较于受害人更强大的危险控制力。而当受害人对损害具有故意时,其与行为人在危险控制力上的差距会被大幅抵消甚至出现逆转。此时就应由受害人独立承担损害责任,这亦符合法经济学上损害成本的最优分配。动态系统理论同样能够支持上述观点。根据该理论,当事人的注意义务取决于个案各项因素。无过错责任下,当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故意时,其不仅严重违反了妥善照顾自身利益的义务,且比行为人更能预见损害发生,而受损权益显然也对受害人比对行为人更为重要。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受害人的责任被强化到独立承担损害的程度,从而使无过错行为人实现免责。明确受害人故意的内涵之后,笔者又对间接故意的具体认定标准进行了研究。通过定义比对,结合案例分析,笔者认为,实务中受害人重大过失与间接故意的关键差别在于其是否有拒斥现场劝阻、穿越实体障碍等排除“强力”阻拦措施的行为。如有前述行为,则应认定受害人具有间接故意;如仅为无视警示标志、通知或广播提示,则只宜认定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完成以上研究后,笔者还发现,受害人故意在适用上存在明显局限,源于英美法的自甘风险规则可以较好弥补这一不足。自甘风险和受害人故意相比,本质差异在于适用情形不同。目前能够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的案件仅限于体育竞技、体育性娱乐活动等具有风险的益智、健体活动领域。另外,关于当事人行为能力对自甘风险规则适用的影响,笔者认为,原则上对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权益的保护应优先于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而若受害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能充分、正确认识活动的性质与风险,自甘风险规则亦可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