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农村发展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村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由于地区要素禀赋的差异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的侧重点不同,导致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要素,并且人力资本的作用更为关键。农村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农村经济又会反过来制约人力资本的投资水平。通过Jorgenson-Fraumeni终生收入法计算的人力资本内在的包含了四个维度,分城乡、分受教育程度、分性别、分年龄,应用Divisia数量指数分解法可以清楚地探究造成农村人力资本区域差异的原因。进一步地,如果剔除人口因素的影响,个体人力资本的差异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也是本文试图研究的问题。因为人力资本是用倒推的方式计算的,每一个人力资本的数值都是一个预期概率的平均值,涉及两种状态。在宏观层面,通过省级层面的升学率可以看出,升学率的提高会导致人力资本的提高;在微观层面,通过计量方法应用于微观数据,可以探究不同的生活环境和学习习惯都将会导致个体有不一样的升学率,进而影响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每个人在累积了一定程度的人力资本后,就要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人力资本的差异应用于劳动力市场,会导致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有不同的表现,除了收入之外,职业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人力资本被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是推动社会创新的重要源泉,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家精神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些成功的企业家具有哪些特质或者品质,已经成为经济学家们的关注热点。作为人力资本构成中非常重要的非认知能力,被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更大的影响。自信心作为非认知能力最典型的特征会影响个人选择自主创业,同时会影响个人在职业选择方面的判断。研究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人力资本对于创业行为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加大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只有加大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得丰富的农村人力资源转化为高质量的农村人力资本,才能更好的促进农业的发展,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二,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是缩小城乡和区域之间发展差异的重要途径。只有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农民素质,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增强他们学技术、用技术的自我发展能力,帮助他们从观念上和思想上创新,才能做到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城乡和区域的发展差异。第三,增加农民的人力资本储量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手段。通过增加农民的人力资本储量,不仅仅提升了他们的认知能力,更主要的是提升他们的非认知能力、运用新技术的能力以及管理农业的理念和技术方法。这样可以扩宽他们的增收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第四,探究人力资本的区域差异可以更加全面深入了解人力资本的形成机制。从宏观层面的Divisia指数分解到个体层面的升学率预测,都是在探究造成人力资本差异的原因。对于微观层面的个体来说,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人力资本的形成机制。对于宏观层面的区域发展来说,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区域间人力资本的形成差异,从而为制定政策提供一定的依据。本文围绕农村人力资本的动态演进和区域发展为主线,对全国和省级层面的农村人力资本进行了科学客观的估算,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区域分布和动态演进过程进行了描述,刻画了从1985-2014年的人力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总量和人均量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及各项人力资本的相关指标。同时对比了城乡人力资本的差异,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本差异。使用Divisia数量指数分解法,定量分析造成人力资本增长和区域人力资本差异的原因。然后,把人力资本的测算从宏观层面推进到个体层面,进行人力资本的预测。首先,从宏观层面,考虑城乡流动人口的因素,对省级层面的升学率进行准确的估计。其次,从微观层面,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环境因素三个方面探求造成个体人力资本差异的原因。然后对处于小学到高中学生的升学率进行估计,进而探求提高升学率对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从而把人力资本的测度、发展和预测联系成一体。最后从个体创业行为的角度,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本文的论述主要包括七个章节,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梳理了人力资本的形成理论和人力资本的测量方法。其余各章节的安排如下:本文第三章,使用改进的Jorgenson-Fraumeni终生收入法对中国的农村人力资本进行估算,描述和展示了不同区域之间农村人力资本的发展和变化过程。分别从基于教育产出的各项指标和人力资本的视角对比城乡之间的发展差异。从教育指标视角来看,城乡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相差较大。从1985到2014年,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受高中以上教育程度人口的占比从7.06%增加到14.23%,城市则从25.16%增长到47.99%。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从5.44年增长到8.57年,城市从7.96年增长到10.89年。从人力资本视角来看,城乡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相差较大,农村人力资本1985-2014年的年均增速为3.20%,远低于城市的9.84%,劳动力人力资本年均增速4.06%,也低于城市的9.26%。从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均值来说,全国农村人力资本总量从1985年的33.06万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79.40万亿元,仅仅增长了1.402倍,年均增长速度3.20%。全国农村整体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总量由1985年的13.83万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42.13万亿元,增长了2.05倍,年均增长率为4.06%。全国农村人力资本的总量在中部地区的增速最快,为3.79%,西部最慢为2.85%。全国农村人均人力资本从1985年的4.31万元增长至2014年的16.10万元,增长了2.74倍,年均增长率为4.80%。全国农村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从1985年的3.15万元增长到2014年的11.99万元,增长了2.80倍,年均增速为4.88%。分区域来看,东部省份的人均人力资本储量最大,中部地区的增速最快。本文第四章,将Divisia数量指数分解法应用于区域人力资本的差异分析。从Divisia的数量指数和质量指数的分解来看,东部的城市人力资本和城市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数量指数、质量指数、人口增长率全为正,农村除了1985-1996年的人口增长率(0.237%)为正以外,全部为负。中部和西部的情况类似,城市人力资本数量指数、质量指数为正,农村人力资本数量指数、质量指数为负;人口增长率变化趋势一致,都是1985-1996年为正,1997-2014年为负(中部城市-0.005%,中部农村-2.325%,西部城市-0.005%,西部农村-2.075%);中西部的城市的劳动力人力资本质量指数在1985-1996年都为负,在农村中部为负,西部为正(中部城市-0.660%,中部农村-0.383%,西部城市-0.002%,西部农村0.015%)。1997-2014年城市人力资本数量指数、质量指数全为正,农村人力资本数量指数、质量指数全为负。东北的城市人力资本和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质量指数增长率都为负,人力资本和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数量指数和人口增长率为正,农村的人力资本质量指数、数量指数和人口增长率都为负,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质量指数都为负,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数量指数(0.658%)和人口增长率(1.353%)在1985-1996年为正,1997-2014年为负(-1.792%和-0.590%)。再从Divisia的一阶指数来看每个因素的单独作用,教育对于农村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老龄化对农村人均人力资本的积累有明显的阻碍作用,作用远大于教育的贡献,在东北地区尤为明显,达到-1.194%,但是对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的阻碍作用相对较小。性别对人均人力资本和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贡献都非常小。城镇化对人均人力资本的作用最大,而教育对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贡献最大。城镇化把未成年人推向了城市,促进了他们的人力资本形成,但是之后教育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城镇化在1997年之前促进了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但是之后变为阻碍作用。城镇化和教育对东部和西部的人力资本及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构成影响最大。城镇化和年龄促进了城市人力资本的形成,对东部和东北部的农村是阻碍的作用,对中西部的农村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在1997年之前为正,之后为负。本文第五章,把人力资本的测算深入到微观层面,对个体进行人力资本估计。利用改进的Jorgenson-Fraumeni终生收入法对小学和初中的在校生进行人力资本的估算,探求造成个体升学差异的原因,对升学率进行准确的估算。在宏观层面,以较为发达的湖南省为例,计算考虑了城乡人口流动的真实升学率,分别估算城市和农村的人力资本。发现城市升学率每提高1%,城市小学六年级的人力资本将平均提高0.52%,初中三年级的人力资本将平均提高0.28%。在微观层面,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的学龄儿童从2010年到2012年的升学情况为分析样本,使用计量模型分析造成个人升学或者未升学的原因,并预测升学率。以较为落后的甘肃省为例,发现农村升学率每提高1%,农村小学六年级的人力资本将平均提高0.84%,农村初中三年级的人力资本将平均提高0.70%。在把人力资本的计算方法从宏观层面推进到微观层面,并且探索了区域人力资本和个体人力资本的差异后,本文第六章以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是否选择自主创业作为研究对象,从个体人力资本的角度探求人力资本与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对创业行为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自信心对创业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正向的影响在创业活动不活跃的地区最为显著。说明在整体创业活动沉寂的地区,需要更加强大的自信心选择创业,而且在农村自信心的影响会更大。教育对选择自主创业的影响为负向,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创业的影响更大,尤其在城市地区更为显著。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选择自主经营,特别是在创业最活跃地区和一般活跃地区。第七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主要结论,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同时对后续的研究方向进行一些展望。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使用Jorgenson-Fraumeni终生收入法测算了中国全国和各省份的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系统描述了区域人力资本的变化态势和发展情况。应用Divisia数量指数分解法,定量分析了影响人力资本增长和农村不同区域间人力资本差异的因素,以及某个因素或某几种因素对人力资本形成的贡献程度。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构成人力资本的这四种因素中,城镇化、年龄、教育、性别的单独作用或者某几个因素的联合作用是如何对人力资本的构成和增长产生影响的。第二,对个体人力资本进行了预测。在Jorgenson-Fraumeni终生收入法的基础上,推导了个体人力资本的预测方法。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分别结合省级流动人口和微观数据库,计算并预测个人升学率,对个体人力资本进行预测。第三,探索了人力资本是如何影响创业行为的。非认知能力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构成因素,对于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具有重要影响。从创业的角度探求了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以自信心作为非认知能力的典型特质,探究其是如何影响个人的自主创业决策的。本文的不足之处包括:第一,对于人力资本的个体预测,目前样本中的个体主要覆盖范围是从小学到初三阶段。如果可以得到高中升入大学或者更高教育层级的样本,将会使得预测体系和过程更加丰富和完整。第二,受到数据限制的影响,对于自信心如何与其他非认知能力共同作用于自主创业的选择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如何更好地区分生存性创业和主动创业也需要进一步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