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事关公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基于公众健康与生命安全的考虑，政府一直对药品安全进行严格的监管。长期以来，政府对药品安全的监管是行政性和强制性的，如对药品生产制定强制性安全标准、对生产过程进行强制性检查，但强制性、行政性监管机制的绩效并不如人意，究其原因在于这些传统的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并没有有效地解决药品安全信息不对称问题。　　药品安全信息是药品生产企业的私人信息，消费者和政府获取相关信息的成本极其高昂。一旦药品安全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药品市场就会出现以“劣胜优汰”、“劣币驱逐良币”为特征的逆向选择问题。传统的强制性、行政性监管机制在没有有效地解决药品市场上逆向选择问题的同时，反而制造了新的道德风险问题，即药品生产企业有可能不按照国家安全标准生产药品。本文运用信息不对称博弈理论的研究成果，指出，要改进药品安全监管绩效，就不能单纯依赖目前强制性、行政性监管机制，而应该创新地运用激励性监管机制。　　本文将药品安全监管视为政府相关监管机构与药品生产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博弈，在拉丰和梯若尔对激励性监管机制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药品安全激励性监管机制的构建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借鉴借鉴斯宾塞的信号发送模型以及斯蒂格利茨的信号甄别模型，给出了药品市场上信号发送与信号甄别机制的成立条件。按照信号发送模型，只要不同质量的药品生产企业发送信号的成本具有明显的差别，就能形成分离均衡;根据信号甄别模型只要药品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与赔偿成本成负相关，就能形成分离均衡。本文根据上述条件构建了药品安全监管的两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激励性监管机制——信号发送机制与甄别机制。　　这些激励性监管机制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首先，它能促进信息不对称博弈理论本身的发展;其次，它有助于推动信息不对称博弈理论在社会性领域的研究;再次，激励理论可以为政府制定相关的药品安全监管政策提出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因此，这一研究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