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工业所面对的比较优势的变化情况，以及中国工业应该如何进行结构调整。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本文首先回顾了一下比较优势理论;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构建了理论模型，分析禀赋、技术与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然后，本文分别从劳动力成本和资本稀缺程度两种视角，分析中国工业所面对的禀赋变化情况;之后，本文研究了禀赋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判断中国技术快速提升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最后，本文在中国工业所面对的新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工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以及政府应该在工业结构调整中所起到的作用。　　本文认为，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首先，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自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的人口控制政策和三十年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正在走出二元结构，这意味着劳动力将越来越稀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将持续保持快速升值的势头。这一切都使得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进入快速提升阶段。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发展中国家中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并且提升速度很快，这种提升速度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也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　　其次，中国的资本越来越丰腴。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符合比较优势政策的实施，中国飞速地进行资本积累。目前，中国的资本丰腴程度已经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且，随着金融市场的发达，中国不仅能够充分地动员国内储蓄，而且能够最大化地吸引国外资本流入，还能够将资源高效地转化为投资，这使得中国资本丰腴程度提升的速度将越来越快。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比较丰腴、融资成本相对低廉的时代。　　最后，中国已经具备了技术快速进步所需要的一切条件。技术进步不仅需要大量的资本支撑，也同时要求整个社会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达到一定高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在发展教育和促进知识进步方面进行了巨大的投资，目前，中国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已经达到相当高度。全社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的不断提高，连同越来越丰腴的资本，为中国进入依靠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阶段提供了现实条件。　　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情况，本文认为，中国工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由劳动密集型结构向资本密集型结构调整;由低技术结构向高技术结构调整。这种调整不仅符合比较优势变化的要求，也同时能够增强中国工业的竞争力，以及解决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工业结构调整的任务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市场自发调整波动太大，而且效果不好。政府必须干预经济，政府在工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是既要实现结构调整的目标，又要保证经济的快速增长，还要降低结构调整的成本。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同时从禀赋和技术双重视角研究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　　现有文献在研究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时，要么是在李嘉图模型(RicardianModel)的框架下，仅仅从技术的视角进行研究，完全不考虑禀赋的作用;要么是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O Model)的框架下，仅仅从禀赋的视角进行研究，完全忽视技术的作用。本文试图将李嘉图模型和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进行融合，以便可以同时考虑技术和禀赋两个方面的因素。　　(2)直接研究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　　现有文献在涉及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时，往往倾向于将劳动力相对丰腴和资本相对稀缺看作是一个既定的前提，这源于对中国经济仍旧处于二元结构的简单判断，应该说这种判断是武断的。特别是在目前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时候，这种武断的判断甚至会对未来的经济和工业发展产生误导。　　部分文献采用间接方法对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进行实证研究。但这些方法是有缺陷的，同样会产生误导。在判断—国在哪些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实证研究中，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是被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最先是由巴拉萨(Balsa，1965)提出，简单地说，一个国家在某种产品贸易中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可以表示为，该国该种商品出口额占该国总出口额的比重与全世界该种商品出口额占全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之比。　　应该说，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与其说是反映一国的比较优势情况，还不如说是反映一国各种产品的现实竞争力情况。比较优势反映的是一国在各种产品生产上的潜在竞争力，它与现实竞争力不能直接划等号。对于发达国家和处于极不发达状态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比较优势是相当稳定的，比较优势与现实竞争力大致等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体上反映比较优势的状况。但对于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状态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期间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比较优势是不稳定的，比较优势与现实竞争力可能完全相反。比如说，中国工业目前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是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所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才是中国工业未来发展的方向。但劳动密集型产业长久以来所形成的竞争力不会马上消失，同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竞争力的培育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此期间，如果通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来判断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的话，势必会得出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的结论。如果等到这种变化反映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上才进行工业结构调整的话，势必贻误了进行工业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　　本文通过对中国工业所面对的劳动力成本的变化情况、资本丰腴程度的变化情况，以及中国工业技术提升的可能性的分析，直接研究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变化情况。　　(3)深入研究禀赋变动与中国工业技术提升之间的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按照比较优势的要求，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然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是反对这种产业政策的，其反对理由之一就是担心这种产业政策会扩大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忽视了禀赋对技术进步的限制作用，而现有文献又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深入地研究了禀赋变动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判断中国促进技术快速提升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中国工业是否已经进入了依靠技术进步谋求发展的阶段。　　(4)本文在中国工业所面对的新的比较优势的前提下，提出了工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以及政府应该在工业结构调整中所发挥的作用。　　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尽管本文直接对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进行研究，但这种研究整体上是比较粗糙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精细化;　　(2)在模型部分，本文虽然同时将技术和禀赋纳入模型，但考虑到禀赋与技术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为了尽量保持模型简洁性的需要，本文没有能够将禀赋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反映在模型中，而只能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迟至其他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