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与政府官员或政治人物之间的政治关联,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在转型经济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和制度上的特点决定了企业与政府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性。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财务政策、经营业绩乃至资本市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政治关联成为财务和金融领域研究的热点。目前的研究认为政治关联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使企业能够以更便利的途径,更低的成本获得经营许可证、政府补助、低利率贷款等裨益,从而有利于企业的价值绩效。但是当以会计绩效作为绩效衡量指标时,许多研究一致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经营绩效普遍较差。政治关联使企业更易获取各种稀缺资源和竞争优势,但其会计绩效却差于非关联企业,这一悖论产生的原因是政治关联为企业带来一些利益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而目前的研究对此却较少关注。本文以寻租理论、政治成本理论和效率理论为基础,认为企业政治关联作为一种寻租活动,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为了建立、维护和提升政治关联,企业需要承担一系列的寻租成本。这些寻租成本是企业参与政治活动而使企业资源发生转移,给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本文称之为“政治关联成本”。使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2006年至2009年的经验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政治关联成本在企业税负、雇员规模、薪酬支出、非生产性支出和过度投资等几个方面的现实体现,并以SFA方法计算的企业效率为绩效衡量指标,进一步检验了政治关联、政治关联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政治关联在企业税负方面具有“政治成本效应”,政治关联企业的综合税负高于非关联企业。为了企业及其领导人的政治声誉、政治地位等政治利益,政治关联企业具有降低纳税风险、做大纳税贡献的强烈动机。政治关联对企业税负影响存在着“声誉政治成本”、“升迁政治成本”和“责任政治成本”等效应,使其综合税负率显著高于非关联企业,并且政治关联程度越强,企业综合税负率越高。2.政治关联使企业的雇员成本显著高于非关联企业。企业领导人的政治身份使企业被政府、.工会、劳动部门、媒体等关注的程度较高,企业用工具有示范作用,所以政治关联企业容易受到政府为实现扩大就业、促进社会稳定目标而进行的政治干预,使其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企业比非关联企业雇佣了更多的劳动力,并支付了更高的薪酬成本,并且政治关联程度越强,企业的雇员规模及其薪酬成本也越高。3.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其非生产性支出比例高于国有企业和其他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因具有天然的政治关联,在获得政府资源时受到政府关照,发生了较少的非生产性支出；而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使其在日常经营活动中被迫支付了更高比例的非生产性支出,以与其他企业竞租政府资源。并且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受到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市场化程度越低,政治关联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也越高。4.政治关联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显著高于非关联企业,并且企业总的政治关联程度越强,过度投资水平越严重。与非关联企业相比,政治关联企业在投资时受到的资金、渠道等资源约束较小,管理层-方面受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自信心极易膨胀,导致过度自信,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和提升其政治地位,也需要不断扩大企业规模作为政治资本,导致政治关联企业更可能为追求建立企业帝国而盲目扩大投资规模,甚至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引发过度投资问题。5.政治关联使企业需要承担上述方面的政治关联成本,从而对企业效率造成消极影响。企业将本来应配置于生产经营和战略发展领域的资源用于建立、维护和提升政治关联的非生性寻租活动中,改变了资源的配置方式,寻租带来的利益很大程度上会被寻租及由此导致的政治关联成本所抵消甚至超越,导致企业效率的降低。政治关联企业比非关联企业从政府手中获得了更多的稀缺资源,但其企业效率反而低于非关联企业,说明政治关联导致的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是无效率的,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政治关联对社会福利造成的损失也属于广义上的政治关联成本,但这种损失由全社会来承担。本文以政治关联对企业和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为切入点,提出了政治关联成本的概念,研究了企业在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中几项主要的政治关联成本,解释和回答了政治关联企业会计业绩悖论产生的原因,丰富了政治关联及其经济效应的理论研究；并以SFA方法测量的企业效率为绩效指标,发现政治关联对企业效率和社会经济效率的消极影响,为政治关联与经济后果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进一步的理论证明。这些研究结论可以使民营企业家、社会各届对企业寻求政治关联具有更清醒、全面的理解和认识。企业及其领导人的主要精力不应放在寻求政治关系寻租上,而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管理、技术和营销的持续创新获得竞争优势,更多地从事生产性活动获得利益。同时需要坚定不移的推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创造出公平的竞争环境,给予所有企业平等的国民待遇,让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基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