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推动人类社会整体步入数字经济时代,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又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始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期在需求侧稳定当期经济的同时,在供给侧为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因此实现新基建的高效开展,充分释放其对国民经济的赋能作用,就成为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新型基础设施不过是基础设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最新表现形式,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体,它既从属于人类社会的一般生产条件,也具有技术内核的高新性与提供方式的创新性,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全新产物。全要素生产率虽是源自于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但也因其具备一定的科学性与实用性而成为衡量投入——产出效率的有效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在本质上可以视作一种全要素的劳动生产率,在它价格之间的技术关系背后蕴含有投入与产出的价值关系,从而凭借“价格”这一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桥梁和纽带,改进了劳动生产率的表现形式,因而成为一种更加全面、更为科学的劳动生产率。按照“七大领域”说（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可以将新基建划分为能源、交通与信息新基建。其中信息新基建作为新基建的核心内容,能够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同时发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助力环保监测;交通新基建能够提高交通效率,通过“消灭”时间与空间来缩短资本流通时间,在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的同时降低了污染排放;能源新基建能够以更高效率实现电力资源在地区间的调配传输,并通过激发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需求来间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减少非清洁能源消耗。因此三类新基建都推动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此外新基建也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潜在抑制作用,但仍无法抵消强大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还呈现出时空异质性、门槛效应与互为因果等特征。从具体数据来看,各类新基建的固定资产存量与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稳步上涨趋势。从绝对量来看,我国各地区在能源与交通新基建领域的差距较小,在信息新基建领域差距较大,西部地区的信息新基建开展较为滞后。从人均水平来看,能源新基建的人均规模在西部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交通新基建的人均规模自西、中、东部依次降低,信息新基建的人均规模更加平均。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普遍位于1%-2%之间,且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低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增长最慢,且与东、中部地区差距较大。各类新基建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均呈正向相关,并且这种关系表现为非线性趋势。在现有数据基础上,本文构建起面板模型,并依次进行异质性分析、门槛效应检验、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检验,证实了文中提出的四点假设。首先,回归结果支持了新基建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结论。其次,新基建对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时空异质性。一方面我国自西向东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另一方面2012-2019年的促进作用强于2003-2011年的促进作用。再次,新基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为一种非线性递增关系。最后,在新基建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双向因果关系中,新基建为主因。使新基建赋能我国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完善好学术话语体系,同步推进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其次要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联动,从而在新基建的开展中兼顾公平与效率、统筹好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平衡好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最后要在各个层面同时发力,巩固好新基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效促进机制,实现各地区在合作中共进,在竞争中互促,在前进中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