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一位名叫何德兰的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家庭生活》中写道:"以孝作为所有社会与伦理体系的基石,是整个中国文明的根本原则。如果不能深知孝是所有中国人家庭、社会、宗教和公民生活的基础,没有人能够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然而,作为一个表征中国文化与社会特色的本土概念,我们却很难说清孝是什么。通过对中国传统孝道文本的梳理、解读和对中国人日常生活话语与实践的考察,我们认为:孝或孝道是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子女及其类似身份的角色期望。或者说,孝就是由一系列特定的规范和行为模式组成的社会角色,反映了社会、组织和个人对于子女及其类似身份的行为期望,而子女及其类似身份者也依据自己的角色领会和情景定义来扮演孝的角色。作为子女的特定规范与行为模式,孝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几乎规定了个体一生中的所有行为,以实现资源和信息由子女向父母的正常流动。根据资源与信息流动所依赖的中介差异,我们将孝的内涵分解为赡养、照顾、尊敬、顺谏、爱护、慰藉、丧祭7个方面24项指标,分别描述孝的物质维度、身体维度、地位维度、权力维度、情感维度、扩展维度和象征维度。其中,"丧祭"旨在规范父母去世后的个体行为,对父母仅具象征意义;"慰藉"重在规范以父母之外的他人为互动对象,但可能对父母的心理状态和声誉造成潜在影响的行为,是一种"隐性孝道";"赡养"、"照顾"、"爱护"、"尊敬"、"顺谏"虽都用来规范直接以父母作为互动对象的行为,属"显性孝道",但前三者属叶光辉所谓的"相互性孝道",后两者则属"权威性孝道"。在概念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与孝相关的期刊论文编码单》、《孝道期刊故事编码单》、《中国人孝观念与行为调查问卷》,分别对随机抽取的315篇期刊论文、300篇孝道故事和1200位青岛市城乡居民进行了内容分析和问卷调查,从大传统与小传统两个视角考察了中国人孝观念的近现代嬗变。研究发现:(1)孝仍是现代中国社会普遍认可的重要道德,但与传统社会相比,孝的内涵及其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首先,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对"顺谏"、"丧祭"的认同都是所有内涵中最低的,而对其它内涵的认同仍然很高。然而,知识分子更加认同"赡养"、"照顾"这两个在传统社会被视为"小孝"或"下孝"的内涵,但普通民众却更加垂青"尊敬"、"慰藉"这两个被传统孝论赋予更高价值的内涵。这一区别无疑使小传统孝道蒙上了更多的传统色彩。其次,孝的政治意义弱化。再次,孝的对象由父系、夫系向母系、妻系、非亲属和国家、民族等抽象集合体扩展。(2)过去百余年间,中国的孝道变迁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大传统来说,近代以来的孝道变迁经历了 1919年前的质疑、1919-1949年的驳杂、1949-1979年的否定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复兴四个阶段。从小传统来说,则经历了 1950年代前的高认同、1960、70年代的低认同和改革开放后的复苏三个阶段。大、小传统变迁所呈现出的阶段性反复特征向我们展示了传统孝道在近代以来所经历的充满戏剧性的曲折命运。(3)近代以来的孝道变迁是社会转型条件下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表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剧变,都会引发激烈的孝道论争并导致孝观念的巨大变迁。这些变迁背后的推动力量很多,但最引人注目的却是国家政治生态。近代以来,国家政治精英们通过治国理念的宣称、社会政策的制订、社会运动的开展等方式,引导、影响并重塑着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孝观念,左右着孝道变迁的方向与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