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投资者保护以“法律父爱主义”为指引,采用的是“重监管,轻保护”的模式。在“买者自负”视阈下,这种模式已难以适应金融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需求。过度强调卖方责任而忽视主体能力的提升是导致投资者保护困境生成的重要原因。法律赋能理论与金融公平理念为投资者保护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即沿着法律赋能的逻辑,通过投资者导向的制度调适以及金融教育的强化等路径,以金融公平为度量,实现“买者自负”适用下投资者保护由被动的权力干预到能动的权利自觉的平衡再造。本文除结语外共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在现代金融消费领域趋于复杂化、专业化的市场背景下,金融投资者的受保护需求逐渐扩大,孤立适用“买者自负”不具备法理上的合理性。此外,面对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金融法律的回应性、滞后性凸显,对投资者强调“买者自负”的适用,还需要厘清适用标准、适用前提等问题。第二部分阐述“买者自负”视阈下投资者保护的规范源流。本文通过介绍我国金融法律制度围绕投资者保护形成的一系列规则,总结出金融投资者保护的规范体系。同时,通过梳理“买者自负”的历史演变和适用逻辑,为下文分析投资者保护的制度困境作铺垫。第三部分反思“买者自负”视阈下我国金融投资者保护的传统模式。沿着“卖者尽责”是“买者自负”前提条件的思路,我国对投资者的保护长期以来遵循着“对强势一方进行责任设定,对弱势一方进行权利倾斜”的常规路径,而关于主体能力提升的相关制度往往被束之高阁。第四部分考察“买者自负”理念下投资者保护转型的必要。本文分别从金融监管制度变迁、金融市场数字化转型、金融素养培育全球化三个角度进行了阐释。首先,金融监管制度变迁选取“刚性兑付”的破除以及注册制改革作为切入点,用以说明“买者自负”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强调;其次,立足投资者受保护需求,剖析数字金融背景下面临的复杂风险结构。最后,金融素养培育全球化主要介绍了金融素养的概念界定、域外经验借鉴以及我国的培育实践。第五部分探究“买者自负”视阈下投资者保护的路径优化措施。主要包括调适父爱主义监管理念、推动“卖者尽责”与“买者自负”的制度衔接,并以金融素养培育为特殊工具,扎根我国金融素养的现实水平并回应数字金融的挑战进行内容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