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集中探讨了法定解除存在的若干理论问题。提出,在当事人是否得以特约排除法定解除的问题上,应以私法自治为基准,原则上允许当事人特约排除法定解除权,但要以一般无效制度为底限保障,在正视我国法律在法定解除权排除方面存在的立法漏洞,允许当事人通过特约,弥补法定解除规定的不足。在解除与终止的概念关系上,建议将二者按并列关系对待,赋予解除以一体化溯及力,而将终止定位于向未来的解除。在法定解除权行使期间性质的定位上,以除斥期间定位较宜,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各自有独立的制度价值,不必互为牵连。未生效合同因其仍有效力,故仍得适用法定解除,以处理僵局,避免善意当事人陷入违约或缔约过失的不利。关于法定解除的效力,本文在对折衷说批判的基础上,力陈直接效果说的优越性,认为法定解除后,合同自始消灭,尚未履行的债务免于履行,已经履行的部分因为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发生返还请求权。此外,本文还对同为法定解除条件的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做了辨析,对最高院的有关司法解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