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网络并没有随着正式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而受到削弱,相反,它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一只力量强大的、“看不见的手”,既深受正式制度因素的制约,同时又深刻而有力地影响着我国的正式制度建设。当前理论界一般从四个维度开展社会网络的研究：结构(structure)、资源(resource)、规范(normative)与动态过程(dynamics)。前三个维度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而从动态过程的维度开展的社会网络经验研究还比较缺少。结构、资源和规范的维度,都是把社会网络当成客观存在的对象进行静态的研究。但实际上社会网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尤其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对于那些迁移异地的人们,社会网络不是生而就有或者继承下来的,而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是行动者应对客观环境,以及为了实现行动目标而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社会网络动态过程的研究,学者们提出了六种主要的理论,即选择—限制理论、成本收益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组织策略理论、面子与人情理论和结构、文化和行动者的能动性相整合的理论。本研究在借鉴吸收现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布迪厄关于场域的“能动性和动态性”理论、以及“网络结构观”的理论,对广西玉林市的“新城市人”在过去三十年间的社会网络建构的动态过程开展研究。重点研究：1,人们在建构社会网络的过程中面临哪些正式制度因素?2,针对主客观条件,人们采取什么策略去建构起社会网络?3,社会网络与正式制度进行着怎样的互动?本研究发现,对于这些“新城市人”来说,他们的大部分社会网络不是“先赋性的”,而是“自致性”的,即是行动者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而建构起来的。因为正式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不完善,“新城市人”无法通过正式制度来实现行动目标,而只能通过建构社会网络来动员资源,实现行动目标。所以建构社会网络是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在建构社会网络的过程中,行动者根据不同的主客观条件和行动目标,分别选择了情感策略、混合策略和功利策略。情感策略是指行动者主要通过情感来建立社会网络,而其建立社会网络的对象也主要限于志同道合的人。混合策略是指行动者在建立社会网络的过程中,既动用了情感因素,也动用了功利性因素。功利策略是指行动者主要通过功利因素来建立社会网络,纳入其社会网络中的成员基本上与行动者具有重叠的利益诉求。同样,采取不同策略也是行动者根据主客观条件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作为人们“理性选择”而构建起来的社会网络,在现实中却产生了“非理性”的外部性效应。因为社会网络对正式制度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它的渗透降低了正式制度的理性化程度,阻碍了理性化建设的步伐。这表现在社会网络有可能使正式制度被“工具化”,沦为实现个人目标的工具。人们可以通过社会网络,来决定正式制度是否发生效力,以及发生什么样的效力。从正面的效应来说,社会网络弥补了正式制度建设不健全、不完善的缺陷。从负面的效应来说,由于社会网络的渗透,正式制度建设面临更大的困难。正式制度理性化的降低、理性化制度建设的进程受阻又深深地影响到行动者的处境,使他们行动的成本增加,而实现行动目标的可能性却降低。因而建构社会网络的“理性选择”,带来了双重的“非理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