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处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国和西方,虽有广袤沙漠和崇山峻岭横亘其间,但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当世界跨入近代门槛,新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探索与中国交往的各种方式,主动接触中国;中国却闭关锁国,失去了融入世界的机会。当少数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时,西方人早就开始跨越欧亚大陆,漂洋过海,前来中国游历。来华游历者,泛欧游历经验丰富,受过良好教育;其游历文本广泛细致深入地记载着文化他者中国的方方面面,极具丰富的史料价值。19世纪是西方中国形象发生逆转的时期,看清中国形象形成的历史底图,探究中国形象演变的历史轨迹和演变逻辑,既不能以西方文明为中心“以西裁中”,也不能以中国文明为中心“以中批西”,而是要以世界为背景,研究西方来华游历者视域中的中国形象。西方学界的中国形象研究,汉学家发挥了引领作用,主要集中于形象理论领域;国内主要致力于翻译出版来华游历文本以及研究传教士的中国观。有鉴于此,本文收集整理外文游历文本,编制《19世纪西方来华游历文本纪年表》,以外文史料为基础,历史主线与多学科透视分析结合,遵循定性描述的史学传统,文本分析、内容分析和数理统计结合,直观展示游历者中国形象的结构性特征,探究中国形象形成背后的逻辑。13到18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认知,是19世纪来华游历者中国形象形成的历史底图。13到18世纪,西方要求中国这一“文化他者”发挥理想美好国家形象功能,以帮助西方确立前进的轨道。历经中世纪、地理大发现和启蒙运动等时期传教士、使节、商人、思想家的集体塑造,依次形成了“想象他者”、“美好他者”、“理想他者”的中国形象。1750年前后是西方形成两个极端中国形象的关键节点时期,西方长达五个世纪的中国热开始退却。中国封建农业文明和清王朝衰落,资本主义文明在西方兴起。在中国礼仪之争、马嘎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出使失败等典型事件的发酵下,西方的中国形象彻底进入下降轨道,最终达到负面形象的顶端。19世纪西方通过系列战争和不平等条约,逐渐取得来华游历规则的主导权,形成了系列游历规则;并推动了以广州和上海为中心、以长江和成都为中心、以北京和长城为中心的华南、西南和华北三大来华游历线路的形成。来华游历者的“中国人缺乏知识和好奇”、“食宿困难”、“好围观”等直观印象,为游历者重构中国形象提供了感性基础。无论是传教类、商务类、使节类还是科考类游历者,大多深度观察中国社会,形成了不同维度和主题的结构性中国形象。基于《19世纪西方来华游历文本纪年表》,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发现,来华游历者大多从身体形象、社会整体、政治教育、宗教道德和文化艺术等维度来解构和建构中国形象,并形成了系列言说中国形象的套话和原型话语模式,最终促成了“劣等他者”中国形象的形成;并在反复言说和传播基础上,形成了言说中国形象的权威话语。19世纪西方游历者塑造的中国形象也具有分化变异的特征。一方面,文本所记录的中国事实和事象,与19世纪前相比,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但游历者的评判标准则完全不同,形成新的话语范式;另一方面,游历者性别与国籍、交通方式、地域差异、时代变化和游历目的,都是影响中国形象变化分异的重要变量,使中国形象的性状(物理环境)、制度、行为和精神要素呈现鲜明的对照,对中国形象的变化分异产生一定的影响。19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真理,主要是来华游历者依托科学话语和生产该话语的制度形成的。从文化自我和文化他者视角看,来华游历者以进步历史观和资本主义文明观为基本标准,真实与扭曲兼具,在中国整体失去言说机会和能力处于“沉默的螺旋”的状态下,完成了腐朽堕落、停滞落后、复杂多变的“劣等他者”中国形象塑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