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可以说，《论语》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因此，做好《论语》等经典作品的翻译工作，不仅有助于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东西方交流、保持中国固有文化身份，而且有助于纠正西方译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利用、歪曲和偏见。自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953年将《四书》译成拉丁文至今，《论语》外译一直在不断进行。虽然《论语》的英译版本已经很多，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力不断增强，以及国际影响的日益扩大，外界更加渴望通过研读中国经典了解中国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已有的版本，可能由于不同时代背景和译者的不同翻译目的，不能满足现有读者的需求。在这种形势下，《论语》的复译应该引起重视。本文试图在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目的论的指导下，探讨新时代背景下《论语》复译的策略与方法。目的论的基本概念是：决定翻译过程的主要因素是,整理翻译行为的目的。为探讨不同的目的是如何决定不同翻译策略和译法的，本文选取对比分析辜鸿铭和理雅各译本，因为这两种译本是在截然不同的翻译目的下进行的。辜鸿铭试图通过其翻译传播真正的中华文化，纠正被西方误解和扭曲的中国形象；而理雅各把翻译儒家经典当做宗教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为了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更好的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以便更有针对性的教化其国人。因此，辜鸿铭主要采取归化策略，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尊重目的语读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进行翻译，特别注重对经文的整体把握和大意的贯通理解。具体译法有增译、省译、引用和类比等，译文流畅自然且颇为地道，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理雅各主要采取异化策略，为保留原语文化的特征，采取较小的语言单位，因而能够再现原语的表达方式。对一些文化负载词，往往将其音译，再加以详尽的注释。使读者有机会接触到异质文化。在国际交流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下，外部世界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文明。因此，理雅各的翻译方法与策略被赋予了时代意义。但是，这种异化的翻译策略并不是鼓励典籍英译时采取硬译、死译的方法，更不是全盘汉化而导致译文不可读。而是主张在努力把汉语译成地道的英语过程中，尽量尊重中国语言和文化特色，减少损害中国文化的形象。典籍翻译时，归化和异化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互为补充的。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归化和异化都有存在的理由。最重要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认识到两种文化的异同，并尽量保留这种独特的文化特色。归化和异化，所有的翻译策略和译法都需要考虑译文在多大程度上将外语文本与译语的语言文化同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显示出该文本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