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于毒品犯罪的打击从立法层面上呈现出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分别以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作为分界点。总的来说,有关毒品犯罪的立法规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发展趋势。国家为了应对严峻的毒品形势制定了一系列的刑事政策,即“严打”政策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司法层面看,总体上呈现出了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率高的特点,其中运输毒品行为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数量比较突出,另外不同地区死刑的适用呈现出区域化和阶段化特点。在司法上限制毒品犯罪死刑具有正当性。首先,限制毒品犯罪死刑的做法体现了顺应废除死刑的国际趋势。许多国家都积极响应这一号召,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这样的国际趋势下应当有所行动,虽不能在立法上直接废除但是通过司法上的手段限制死刑适用还是有必要的。其次,降低毒品犯罪死刑率也是顺应保障人权潮流的体现。再次,对毒品犯罪死刑适用进行司法上的限制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保留并限制死刑政策的需要。最后,毒品犯罪本身的性质也决定了在司法上限制死刑适用的必要性。毒品犯罪属于典型的非暴力性犯罪,并没有明确的被害人,对于这样一种无被害人的非暴力性犯罪而言,若依然对其大规模地适用死刑显然是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对毒品犯罪死刑司法限制的路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应当重视司法观念的转变。转变民众的思想观念使其能够理性地看待死刑的功能,司法人员要树立现代刑事审判理念,作为中立的审判者,应当正确地看待民意和舆论。其次,对于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条件应当严格把握。对毒品犯罪定罪量刑时应当摒弃“唯数量论”的做法,综合考量整个案情,重视对于从宽处罚情节的考察。运输毒品罪的社会危害性明显低于其他犯罪类型,因此在不存在其他犯罪情节的前提下不宜直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为了限制过高的死刑率,应当对共同犯罪中承担不同责任的犯罪分子作出区分。再次,注重从刑罚的适用上对毒品犯罪死刑进行限制。要扩大死缓在毒品犯罪中的适用,同时考虑适当增加财产刑的运用。最后,应从量刑情节适用上加大力度达到在司法上限制毒品犯罪死刑的效果。发挥我国独创法律制度立功的积极作用,以减少死刑适用。正确认定毒品犯罪中的特情介入,无论是“犯意引诱”还是“数量引诱”,整个犯罪过程实际上都在办案机关的掌控下进行的,在以这种侦查方式破获的案件中应当注意避免死刑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