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对国家发展起着支柱性作用,而交通基础设施作为连接各个地区的媒介,对制造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推出了振兴经济的“四万亿”计划。随着“四万亿”计划的推进,全国各地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尤以交通设施建设为最。同时,随着部分国家出现制造业“空心化”以及我国制造业外迁现象的加剧,如何使得制造业回流以及更好的发展制造业再次成为引起广泛关注。交通基础设施一直以来被认为对制造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同学者也都给出了自己的经济学解释。其中“古典区位论”的相关学者杜能、韦伯等从成本角度出发来探讨企业的集聚,将成本最小化作为解决区位问题的关键。“新古典区位论”的相关学者则从局部均衡进行分析,并假设空间具有同质性,规模报酬不变以及完全竞争,他们认为利润是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则认为,运输费用作为影响企业成本的因素会对制造业的集聚和分布产生重要影响。以往的研究都将交通基础设施当做同质的,并且认为它们具有相同的效率。事实上,不同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的运输效率并不一致,不同的交通基础设施之间也并不同质,并且交通基础设施还会对周边地区的制造业产生影响。在进行研究时,应该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差异以及对周边地区制造业的影响。本文在研究时首先从交通运输效率的角度出发,将交通运输效率引入到“中心-外围”模型,构建了包含交通运输效率的一般均衡模型,探讨其如何影响制造业集聚。交通运输效率一方面会通过本地效应影响本地制造业,另一方面则会通过溢出效应影响周边地区的制造业。之后,本文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相关理论框架进行了实证检验。为进一步探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异质性问题,本文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各自研究了其交通运输效率对制造业的影响。同时,为了保证模型的稳定性,本文分别使用了空间相邻矩阵,空间距离矩阵以及经济距离矩阵对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具有相当的稳健性。实证结果发现:第一,交通运输效率的提高对本地制造业集聚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对周边地区具有负向的溢出效应。第二,不同等级的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不同,高级别的交通基础设施会对本地制造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而低级别的交通基础设施则会抑制本地制造业的集聚。第三,不同地区对交通设施的反应程度不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对不同地区会有不同影响。本文从理论以及实践两个角度探讨了交通运输效率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明确了交通运输效率不但会对本地制造业集聚具有影响,而且会对周边地区产生溢出效应。政府部门应注重提高现有交通设施的效率,防止出现交通设施的大量重复建设。此外,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该考虑到交通设施的外部性影响,避免地区间出现恶性竞争的情况。不同地区应该根据本地经济水平状况发展适合本地的交通基础设施,避免出现超前建设或者滞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