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是一个注重立言也善于立言的时代。商周时期“君权神授”的宗教信仰和帝王乃“天子”的独特身份,决定了此时帝王“代天言说”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以“主书王命”为主要职责的内史阶层的形成,保证了王言可以镂诸鼎彝、书诸简策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以人神问对为主要形式的甲骨卜辞和以“神道设教”为宗旨的周初诰命均为此类记言的代表。　　 春秋时期,面对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春秋君子张扬“以民为本”的思想,积极弘道干政,“代民立命”。同时,周代以来听政议政制度的创设和各诸侯国史官高涨的载录热情,为春秋君子立言垂宪提供了可靠保障。春秋君子的这些“嘉言善语”构成《国语》《左传》共同的史料来源。根据这些“嘉言善语”在《国语》《左传》中的分布形态,可以将它们分为两大类型:一为实录性记言,即以重点载录某一人物言论为主且独立完整的记言单元；一为叙事性记言,即为同一历史事件所贯穿的不同时空之内的多组记言单元。　　 言为心声。同“诗言志”的意识形态功能一致,春秋君子也充分认识到“言以足志”的自我实现功能,并将其与立德、立功一起并称为“三不朽”,上升至生命本体的高度。同样,对主司载录的史官来说,他们能够在王纲解纽、诸侯逞欲的春秋乱世据实直录、崇德尚礼、籍言论断,也集中突显了他们“耸善抑恶”、明德扬礼、力欲以史的审判逐渐代替神的审判的不懈努力和良苦用心。　　 根据在春秋君臣关系语境内言说对象和言说性质的不同,可以将《国语》《左传》中的记言大致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王侯发布的“王命”和“盟誓”: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命”在春秋时期也已风光不再,这不仅表现在篇幅内容上的简省、语言风格上的平易,而且更表现在命辞功能方面的无力；而诸侯之间相互盟誓所产生的大量誓辞,不仅在功能上取代王命成为维系邦国关系的共同行动纲领,而且在宣誓对象和行文风格方面也有其新的特征。　　 第二类是臣下与王侯之间的“对问”和“谏言”。周代形成的听政议政制度在乱世春秋充分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首先,王侯定期或不定期的咨政活动,形成了大量“臣君对问”,它包括对异常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的解释或答疑、为君王提供为政治国的政策或建议等内容,并开后世对问体或主客问对体之先河；其次,臣下自觉地对君王的不当言行或决策进行规谏或批评,形成了大量臣君谏言。这些谏言大都情辞激切、理据充分、逻辑性强,字里行间充溢着强烈深切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谏体艺术特征。而且,在进谏的过程中,除主要采用正言直谏的方式之外,还时而采用婉言讽谏、因势顺谏和犯颜强谏等方式,并对后世奏疏类文体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三类是邦国之间的“行人辞令”。春秋时期,大国之间惟力是视、肆欲逞雄,体现在其外交辞令方面也呈现出咄咄逼人、颐指气使的凌厉风格；而众多小国为求得生存,大多选择了唯强是从、机智灵活的外交策略,故其辞令多具有敬强守弱、婉曲有致的艺术风格；同时,周代以来的朝聘礼制在春秋时期也多呈现出因袭与新变的双重特征,这体现在辞令方面既要遵循“自卑以尊人”的客套语式,又最大限度发展了“赋诗言志”的交际功能。　　 第四类是春秋君子就人物言行或者事件曲直发表的相关评论。这些评论既包括名姓俱实的人物评论也包括泛称“君子”的人物评论。它们在评论主体、评论内容、评论根据还是评论结果方面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与当时社会盛行的吉凶裁决思维息息相关。它对以后史书、小说的论赞模式及人物“品藻”传统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