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使正当防卫权必须遵守防卫的限度要求,但限度要求不明确往往造成司法适用的困境。“昆山反杀案”之所以引起学者的争议,原因就在于缺乏统一明确的限度标准。限度标准的不明确导致实践中被正确认定为正当防卫的案件较少,错误认定为防卫过当以及错误否定防卫性质的故意犯罪案件时有发生。错误认定的原因在于:判断存在“唯结果论”倾向、对案件进行了缺乏客观性的事后评价、初审法院对正当防卫条款适用保守以及没有厘清互殴与防卫的界限等。构建以宏观标准为指导、以类型化具体标准为基础的正当防卫限度标准体系可以有效避免上述困境。从宏观标准看,将其正当化的理论根据界定为以自然权利说为基础、以法之确证说为辅助的二元说更加符合正当防卫的立法初衷。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对一般防卫中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分别进行界定,并明确其与“造成重大损害”的关系;将特殊防卫中的相应条款定性为法律拟制而非注意规定,并对其中要点进行了分别阐述。从具体标准看,对互殴类、持续侵害类、轻微不法侵害类案件以及指导案例中体现的涉及未成年人、行凶等严重暴力类案件分别进行具体标准的构建,有利于限度标准的准确界定。宏观标准与具体标准相互补充,使防卫限度标准具有较强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