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藏族文学在青藏高原上发端、发展并走向成熟,谱写了藏族文学史上一段新的辉煌篇章。在此期间不仅出现了许多母语写作的作家外,也出现了一批使用汉语反映藏区生活作家。他们的成长、成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最具瞩目并且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当属扎西达娃,尤其他在创作后期发表的富有魔幻色彩的小说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中风靡一时。扎西达娃作为藏族现代作家群体中的开拓者和引领者,西藏的历史文化为立足点,靠开阔的视野和创新精神执着的追求进行小说创作,为藏族文学开创了一副新天地。扎西达娃的文学探索轨迹不仅仅像大多数文学批评家所提到的那样,即可视为作者对自己的族群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也可看作藏族当代作家对自身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外来文学的吸收过程,同时使得西藏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在汉语文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因此他这样的探索和创作历程对中国当代文学有着深刻的意义,更是对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可行性。扎西达娃小说创作阶段以1985年为分水岭分为两个阶段,从1979年开始至1985年期间创作的作品多以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反映新时期西藏崭新的社会面貌,通过人物的对比表现时代主题。这个阶段,除了极少数作品之外,大部分作品都呈现出语言朴素、直白,叙事结构单一,主题明确等艺术特征;第二阶段是1985年之后,这期间的作品不仅从内容还是风格都日趋成熟化,在此期间作者似乎放弃了早期简单直白的方式反映社会现象的创作倾向,反而更加注重内容上的神秘性,技巧上的多样性,以至于后期的小说总体上呈现出神秘、魔幻、荒诞等艺术特征。本文由三章组成,第一章主要从“历史标准”的角度,着重分析文革、改革开放等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成长经历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本章第一节主要讨论扎西达娃童年在内地的生活经历和后来随父母的工作变动而不得不生活于西藏各地的经历,以及在这些成长阶段中的学习经历等个人成长史的叙述,并着重分析了这些曲折的成长经历对其小说创作中人物设置的影响;本章第二节通过讲述文革前后藏区社会过渡性的状态和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冲突,“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相继出现,以及党和国家对文艺工作实施的新方针和《西藏文学》和《民族文学》的相继出刊等大的历史背景,分析了这些外部条件对扎西达娃文学创作的主题和表现手法的选择与应用起到的作用。本文第二章主要通过作者在早期秉承的文学观、作品的表现手法、主题等多个方面的分析,归纳并论证了扎西达娃早期文学创作的特征。本章第一节通过作者早期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探讨,证明在创作初期扎西达娃跟同时期的多数作家一样对极其强调现实功能的文学价值取向做了细致的分析,并在具体的创作案例中逐一举例说明;本章第二节通过对小说的人物、情节、视角、结构等小说要素的细致分析,笔者提出了这样的学术结论:扎西达娃早期作品这样的共同特征,即大部分小说中都出现了“探索者”与“引路者”两种具有象征性的人物,并且塑造人物时以肖像描写、环境描写、动作描写等外部描写为主,以心理描写为辅,再通过充满各种矛盾的情节、对比性的人物设置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这个时期,扎西达娃创作的小说,情节线索的安排以单线式或者平面化的情节居多,情节展开的方式多数作品都采用了倒叙和插叙的方式,对于视角的选择多数作品都采用了全知全能的视角,小说独特的开篇方式个收尾方式各自起到了营造冲突的气氛和强调主题的作用;本章第三节围绕论述了批判文革,讽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传统陋习、以及年轻人在多重外来文化冲击下的自我觉醒等角度,对扎西达娃小说主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本文第三章主要围绕1985后期的作品,同样以从作者的文学观,作品的艺术特征来探讨扎西达娃创作风格的转变。本章第一节讲述了随着作者对本民族文化及历史有了逐渐深入的理解,使固有的一些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一是此时的他不在片面地认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传统思想是落后的,而是以“存在即合理”的态度去看待这些现象;二是早期秉持的文学观发生了转变,后期的他比起“写什么”更注重“怎么写”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在创作后期对文学的现实功能与创造性的选择上更趋向于后者。对于这个文学概念、创作手法的转变,笔者在本章第二节中从小说中人物的神秘性、叙事时间的错乱现象、象征性空间的安排、空缺的叙事手段以及历史叙事等多个方面分析、探讨这种转变,并且论证了这种转变更多体现的是作者从“外”到“内”探索的一次尝试,而不应该单单看作是多数文学评论家从他者的视角说的那样从西藏走向“拉美”的过程。为了解决这一关键的学术问题,本章首先从后期作品中的人物的特征来论证这个观点,扎西达娃后期的作品,通常会有很多不同于常人的“神秘”人物,而这种人物的形象主要是通过异化、消除通常人的局限性两种手段来表现的,不管是何种方式这种人物设置的原型我们都能在藏族人物传记、史诗等传统文学作品中找的到,其中《格萨尔史诗》最具代表性,即看过扎西达娃的小说又听过史诗的人不难看出这一点。对于文本呈现的叙事时空的错乱现象,文学评论家通常以通过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当代文学流派的叙事手段去进行移植分析,但其实不然,我们同样从藏族传统的叙事手段中找到很多的论证,比如用预叙手段去打破线性的时间现象,不仅在传统文学中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也处处可见。因此,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探讨了文本所包含的现代性叙事手段,它所带来的魔幻、荒诞等叙事效果,不仅在形式上是一种标新立异和开拓创新,更是一种思想内容的升华与延伸。由此看来,阅读扎西达娃小说时,读者获取的不仅仅是新鲜感和神秘感,更有神秘和荒诞背后隐藏着作者对民族文化价值的再现,同时对人类命运及个体生存体验等多方面命题的思考,比如用叙事时间呈圆形的手段来说明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佛教时空观,又比如用空缺的方式说明现实生活并不像小说里所描述的一样清晰可见,未知和变数才是常态等等。结语部分对上述内容进行了总结,并由此得出扎西达娃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作家,不管是早期充满现实主义的作品,还时后期具有神秘、荒诞色彩的小说,他并没有拘泥于某一种创作风格,而是始终都在探索着能够表现西藏最吻合的创作手段。论文的最后表达了作为一位读者,表达期望在不久的将来扎西达娃能够想人民呈现他那“五十里”之外的最好作品的愿望。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一、对于扎西达娃小说的研究,前人更多关注的是后期的“先锋作品”,而本文关注扎西达娃创作风格转变的过程,通过作者思想观念和文学观的转变,对作品的内容、形式和主题带来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学术探讨;二、内地的文学界对扎西达娃小说“神秘性”的高度关注和母语作家群对扎西达娃小说“异化”的不屑一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一篇正规的关于扎西达娃小说的藏文文学评论,而本文恰恰补充藏文批评的这一空白。本论文的不足之处:一、虽然“本为同根生”,但由于作者成长经历的特殊性,对于他的心理路程无法做到更为细致的剖析,因此在分析作者的思想、观念等内在状态时一定存在着某些差异,需要进一步了解和分析;二、虽然笔者尽可能地收集资料,竭尽所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展开了学术研究,但由于缺乏批评经验,才疏学浅等自身原因,论文中还是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期待专家、老师、同行批评指正,笔者在今后的学术研究过程加以改进,使学术观点更加准确、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