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试图采用埃里克森(美)的“同一性”概念及相关学说,探索、解剖小说家王蒙的身份认同史。由于历史、意识形态和青春期等原因,王蒙刚走上文坛时,选择成为革命知识分子,并树立坚定的理想主义,在创作中显现为战争文化、洁净心态和光明情结。后来,“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将他作为革命对象,导致其认同发生混乱而失态。因为人民与革命同体共生,王蒙在下乡劳改后又转而对“人民”身份向往认可。他投入民间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氛围,发现人民的真美善,并得到关心爱护、磨练教诲。进入新时期,王蒙反思了革命,也避免被人民话语同化的危险,开始探求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和自身价值。对人民的启蒙失败,让他认清自己的岗位:处于庙堂广场之间,守道传道,甘作历史中间物。他批判了单纯的信仰主义指导下的盲动失据,作品内容发生逃离和反叛:题材紧缩,主题弱化,英雄褪色,喜剧消解。语言形态上由“意识流——散文体”的最初实验,转为“拟骚体——乌托邦语言”的有意味形式,再到“杂语——狂欢体”的大解放,王蒙已找到向那个失常年代告别并自我救赎的言说策略,在且歌且舞的狂欢中走向灵魂真正自由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