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臣问题是一个掺杂了宗教和恐怖因素的民族问题的典型,是车臣少数“政治精英”为追求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打着伊斯兰教“圣战”的旗号,利用恐怖手段,从事破坏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的民族分离活动。车臣问题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桀骜不训的车臣民族在沙皇的百年征服中沉淀旧恨,苏联时期错误的民族政策又为他们添上新仇,尖锐的民族矛盾在戈尔巴乔夫激进的改革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走向独立的诱导下爆发为民族危机,叶利钦政府对车臣软硬兼施8余年,但由于政策上的一些失误,车臣问题成为俄罗斯挥之不去的梦魇。20-21世纪之交,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勇敢地接过车臣,开始对车臣进行“铁与血”的治理:“以暴抑暴”-果断处理达吉斯坦危机,并悍然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战后之战”-反恐、斩首与攻心三管齐下;“以车治车”-对车臣的和平过渡、法制建设、总统选举和战后重建;“务实外交”-主动化解与格鲁吉亚的恩怨、驳斥西方的“双重标准”、积极谋求国际反恐合作等。2006年,车臣问题基本解决。纵观普京政府的车臣政策,我们总结出四个成功点:歼灭了车臣非法武装的有生力量;建立了亲俄的地方政权;建设新车臣初见成效;赢得了国内外的一定理解和支持。当然,车臣政策遗留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车臣恐怖主义的威胁未能根除;战争和反恐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成本难以弥补;亲俄政权面临着严峻考验;外部势力的阻碍依然存在。不管怎样,俄罗斯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启示:发展经济是根本;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是关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要重视;主权问题不容辩论;军事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等等。